聯合報 平路（作家）
一則跟抓耙仔有關的國際新聞，主角是華勒沙，人們幾乎忘記的名字。時代過去了，但在八○年代華勒沙曾是眾人仰望的英雄。他組織「團結工聯」，反抗波蘭的共產政權，那股「蘇東波」肇致蘇聯集團整個解體。一九八三年，華勒沙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共黨時期，華勒沙當選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一九九○—九五年）。新聞裡，公布消息的機構是波蘭「國家記憶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機構於一九九八年設立，蒐集納粹及蘇聯時期的資料與人權罪行。波蘭的「國家記憶局」擁有調查權，也是研究與教學中心。消息曝光前，華勒沙當過線民的說法就已經流傳多年。波蘭「國家記憶局」新取得一批一九七○到七六年的檔案，證據很充足，包含華勒沙向秘密警察領錢的簽單，並有華勒沙提供的情資及與秘密警察的見面紀錄。反共為號召的英雄，做過共產黨的抓耙仔？如今七十二歲的華勒沙真是情何以堪！他立刻為自己澄清，說從未與秘密警察合作。然而專家們多認為新取得檔案的可信度頗高。華勒沙個人的人生，某種意義上，隱喻著東歐國家扭曲與背叛的集體命運。蘇聯解體後與解體前的政府組織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成員難以解釋自己的過去，機構則亟於抹滅幫凶的歷史…與者為了合理化後來，必須翻修先前的記憶、否認自己的出身，再加上前後任政治人物的憎怨情仇，其複雜度如同發生了弒父逆倫劇的家庭關係。如今回顧，尤其看清楚人在層層欺瞞中怎麼樣寬以待己？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德裔，寫過《錫鼓》等作品）在新作中吐露年輕時參加過納粹黨衛軍，華勒沙立即高舉正義大旗（顯然忘了自己不可說的過往），要求格但斯克（Gdansk）收回頒給葛拉斯的榮譽市民（葛拉斯生在格但斯克），並以放棄自己的榮譽市民（華勒沙曾在這城市組織工會）作為要脅，他放話不願跟曾經加入納粹的人「站一起」，逼著城市要在他與葛拉斯中間二選一。哪裡有威權，哪裡就有欺瞞與背叛；日後欲蓋彌彰，愈可能做些over的事來遮掩不安。或者，華勒沙也真想把過去一筆勾銷，據說他在總統任內曾動手腳，意欲銷毀自己當線民的紀錄。台灣在大選之後，除了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引動情緒，有立委揚言將提相關法案，以法令解禁鎖住的政治檔案，種種「轉型正義」議題在社會上持續發酵。畢竟，只有把當年的人權犯行公諸於世，社會才邁向真正的和解。冤案得以重新檢視，深藏的創傷才找到療癒的起始點。事實上，「轉型正義」的意義不只平反、不只昭雪、也不只追討，台灣需要設立「國家記憶博物館」（或其他名稱）的永久性組織，蒐集與保存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重大事件的原始檔案，並詳列事件中各種犯行，而不是如往昔…總由看不見的手先行篩選，決定史料中哪部分存留、哪部分修刪、哪部分任其逸散。前面提的小說家葛拉斯坦承曾加入納粹後，他寫給格但斯克市長的一封信裡說：「隨年歲虛長，我終於找到最適當的方式及透徹的角度訴說這段經歷。」台灣的「轉型正義」正在起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歷史紀錄的保全。只要史跡俱在，隨著人權罪證重新出土，往後人們將比今天有更寬闊、透徹的角度去理解當年諸多的不正義。（作者為作家）轉型正義 莫讓台灣成「怒島」
聯合報 劉順達／教（台北市）
二○○八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以租屋方式在一間房間內破壞電視、桌椅等家具來舒緩壓力為名起家的「怒房」（Anger room），近年來生意特別興旺，已擴展至洛杉磯、紐約等其他城市，成為熱門新聞。
近日來台灣發生一連串對蔣中正銅像「噴、淋、投」破壞舉動，甚至二二八事件被害家屬在六十九周年紀念會中，直接要求馬英九總統撤除中正紀念堂等。人人喊打，彷彿台灣變成「怒島」，確實令人憂心。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立即冠上「轉型正義」之名，允諾要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予以安撫。其實，「轉型正義」在南韓歷屆政府屢見不鮮。發生於一九八○年五月，以全斗煥保安司令為首的一批軍人槍殺學生與市民約二百人的「光州事件」，後雖經南韓政府認定為「五一八民主化運動」，惟至今還有人認為是一場「暴動」。一九九三年上台的金泳三「文民政府」對盧泰愚總統處理「光州事件」不滿，認為盧對軍校同期同學全斗煥故意放水，以「歷史和法律及正義的審判」為名，制定「五一八特別法」，讓全、盧二人接受法律制裁。曾為美國傳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的許和平在其著作《指導力的危機》中嚴厲批評金泳三高舉「樹立正確歷史」名分，強行制定特別法，暗地卻行政治報復，殘酷又醜陋。「清日」也屬於「轉型正義」。朴正熙總統上台不久即著手「淨化」韓語。日本殖民統治韓國卅六年，留下諸多日語摻雜在韓語使用，包括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如筷子、蛋炒飯等。朴正熙強制各機關、餐廳等一律不准書寫或使用。意識形態濃厚的盧武鉉比朴正熙更厲害。二○○四年在國會通過「清算過去處理法」，二○○九年民族問題研究所出版「親日人名大辭典」三冊，收錄近八千親日人士名單，包括具日本軍官背景的朴正熙。有趣的是，南韓迄今以國家沒有「國父」為恥。執政黨代表金武成全心全力投入李承晚前總統「重新評估」事業，他一方面承認李前總統有功也有過，但另一方面推崇李前總統是大韓民國建國之父。近日，國立首爾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韓相震也支持金代表的主張。南韓一直為「大韓民國（上海）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和首任總統李承晚二人中，誰應是「國父」吵不完，但韓相震認為李應是建國之父。金代表尊崇李的理由很簡單：「歷史記載功與過，但往往功比過多，因此要具備肯定觀察的心態，國家才有未來。」他進一步指出，用積極、肯定眼光評價現代史，才能建立一等國家和促成國民大和諧。南韓歷任總統「轉型正義」經驗成敗，可供蔡政府參考。
去梯言╱提防轉型不正義
聯合報 公孫策
德國一家智庫前天公布最新的轉型指數排名，全球一百廿九個國家當中，台灣名列第一。其中經濟指數第一名，政治指數和政府治理指數都是第三名。聽來有點諷刺是嗎？我們是轉型國家中的模範生，可是國內「轉型正義」卻正喊得震天價響，似乎轉型得很糟糕的樣子。轉型正義是對過去政府違法或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這毋寧是重要的，因為人民有怨，才會政權轉移，而人民的怨懟必須有一個結束（closure）。然而，對正義的期待卻往往落空。《續笑林廣記》的寓言：雷公欲誅忤逆子，逆子道：「慢著，我問你，你是新雷公？還是舊雷公？」雷公：「這話什麼意思？」逆子：「我爹忤逆爺爺時，你在哪裡？」你可以拿它當笑話看，可是它其實有著好幾個面像的啟示：其一、雷公殛誅逆子，是人們對正義的最後期待，但是，雷公卻可能「選擇性辦案」，例如只誅「子逆父」，不誅「父逆祖」。其二、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卻可能因為時日久遠，真相混沌，無法得到真正的公平。其三、期待雷公主持正義，往往會落空。而轉型正義有別於一般而言的正義，有「轉型期獨有之正義標準」的涵意，也就是可以異於一般的價值觀，可以做一些「超過」的事情。因而，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轉型不正義」。秦始皇暴政「令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而阿房宮乃成為暴政的象徵。此所以，項羽一把火將阿房宮燒了，天下人心大快，沒有人認為那是「超過」，只因為那是轉型正義。可是，項羽亦復殘暴（歷史評論那是「去一桀紂，復生一桀紂」），項羽也因此失去人心，卒至敗亡。反而秦始皇的歷史評價遠遠高於項羽，因為秦始皇對當時與後代的貢獻，遠遠大過項羽。這是所有新的權力者（無論古今）的借鑑：呼應人心，遂行轉型正義固然重要，但不要讓自己成為「又一個桀紂」卻更重要。轉型正義施於銅像、黨部，還不是最嚴重；轉型正義一旦出現在司法，才最可怕。那未必是有權者主動干預司法，更可能的是司法系統內出現「向權力表態」的風氣。一旦司法出現「以轉型正義」為名起訴、判決，那可是「雷公選擇性辦案」，老百姓絕望了！
筆名人渣文本，輔仁大學哲學博士，專長為價值論、運動倫理學、流行文化研究，以及宗教經驗分析等沒什麼相關的學門。幼時想當言情小說家，如今在各大學兼課當流浪教師，將來計劃騙一筆錢來開個深夜食堂。
國民黨人一直很困惑，為何他們不斷針對二二八事件致意，卻還是「道歉無效」。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就從一次失言看起。兩年前，某位政府首長在二二八紀念會上，要民眾學習寬恕「無心之過」。這番言論當時雖有爭議，他還是得以安全下莊。不到二十天，太陽花運動爆發，他先是因此失去競逐國民黨總統提名人的機會，而後年底地方選舉大敗，他也被迫辭職，「出亡」到美國去了。這位前首長就是江宜樺。他雖然已退出政治舞台，但他的失言，也歪打正著指出國民黨處理二二八事件上的根本問題：「無心」。先來看看江宜樺的發言原文：
「族群雖有種種差異，但應學習相互寬容與和平共處；對於犯過的錯誤雖應予究責，但也應學習寬恕無心之過。」如果放在一般的族群活動場合中，這想法問題不大。但是在二二八的紀念儀式中講這種話，就非常可惡了。為什麼呢？在平日閒聊中，不小心說出像「哩洗番仔喔」之類的族群歧視用語，尚可稱是無心之過；但二二八是系統性的殺戮清洗，怎麼可能「無心」？當然，江宜樺還是可以主張他在紀念儀式講出「無心之過」也是一種「無心之過」，他基本上是善意的。這種解釋能規避他的道德責任嗎？當然不行，因為無心之過，還是「過」，而且其道德錯誤的嚴重程度，有時甚至超過「有意之過」。國民黨的問題就在於此。國民黨政客對二二八事件的確有形式上的道歉與補償，但多數百姓對此仍不認同，而且是越來越不認同。每年選舉都會搭上轉型正義議題，並讓國民黨得票屢屢受到重創；如果國民黨道歉「有效」，這個議題就不會被當成選舉決戰點之一了。那為何百姓不認同國民黨的道歉？就倫理學角度來看，「道歉」這種道德行動要獲得肯認，基本上要受道歉者與旁觀者認為你「誠心誠意」，而國民黨「無心於此」的態度相當明確，這可以由以下四個角度來談：第一，道歉流於形式。每年就二二八這天道歉，活動預算編一編，弄個莊嚴的場子讓大官們講講話，遺族們補償金與紀念品發一發，就這樣。辦儀式活動並非不可，但也應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些官員有沒有把受難前人放在心中，這當然不可知，但許多政務官顯然是將這種活動當成累積個人政治資本的機會，甚至當作放話秀場，這種道歉形式不但無效，更讓人火大。第二，應作為，能作為，而不作為。以國家之力，建構二二八完整的開放資料，一點都不難，但目前就是沒有國家等級的整合型資訊庫，反而是一堆熱心民眾或團體弄的懶人包與宣傳片成為認知主流。可惜這類文本的客觀性往往不足。而對於各種疑義，像是外省人相關受難狀況，政府明知有釐清的必要性（多半沒有遺族可以代為爭取），卻不去釐清，放任「外省人死得比本省人多！」這類謠言四起，這種不作為之惡，比許多主動作為的惡行還要可惡。第三，大街道歉，小巷繼續打人。在法律面上，有些民進黨立委打算立法限制對於二二八的論述，這是破壞言論自由，也缺乏對於「真理方法」的概念，我個人持反對立場。但在道德面上，有些話的確是「不該講的」，因為會破壞自身的道德人格完整性。像國民黨人一邊說自己有對二二八道歉，一邊又提出「不應道歉」「自己沒錯」「對方也有錯」的說法，就非常惡質了。如果你要對某個議題或對象進行道歉，你就該先完整說明事件狀況（釐清真相），判斷責任（說明自己錯在哪裡），再表達歉意與補償。就這角度，你就不該一邊道歉一邊抱怨對方也有錯。如果對方也有錯，那就先講清楚，確定每個人的責任，再彼此道歉。現在國民黨一臉就是「我被逼著道歉，所以我先道歉啦，但是我很不甘願哦」的樣子。大多數百姓都不是二二八受難者遺族，他們只是責任中立的旁觀者，看到這種一邊對不起一邊打人的道歉法，誰會接受呢？第四，竊位要求道德權益。二二八的確有外省人受難，也需要某種正義補償，但他們應有的道德權益，卻被某些國民黨人「竊取」了。每當本省籍的受難者遺族出面要求應有的道德權益，就會有國民黨人跳出來，說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殺，需要恢復其道德權益。幫外省籍受難者爭權當然很重要，但現在是誰執政？還是國民黨吧？那為何不替這些外省人伸張正義？哪些「台籍流氓」殺害他們，在何處殺，怎麼殺，為什麼不釐清？更可惡的是，一些國民黨統治集團成員在被追究二二八的責任時，彷彿「竊位」成這些外省籍受難者的遺族，反過來高姿態的要求台籍受難者家屬要「負責」。這些多半1949年才來台的國民黨人後裔和1947年在台孤身受難的外省人，最好是有這麼熟。被批判時，這些國民黨人一方面主張「現在沒有分本省外省了啦！不要揭過去的傷疤！」以避去自身可能的連帶責任，卻又同時主張「二二八也很多外省人被殺耶，要對本省籍暴民究責！」那到底是要不要分？要不要查？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心口不一」「前後不一」「定義不一」的多重道德精神分裂，原因就是「心不在焉」。無心於此，當然難以獲得普遍的認同。所謂轉型正義，在「道德致歉」部份的要求，就是盡可能釐清事實，依最普遍的道德原則做出是非判斷，並協調出最有共識的和解方式，讓社群能站在穩固的歷史價值基礎上，出發往未來推進。台灣這幾十年來一直無法從二二八事件的迷霧中脫出，肇因自國民黨先是不敢正視事實，後又無心於道歉之上。今日的國民黨黨主席居然還有臉出來說民進黨拿二二八當政治提款機，殊不知在台灣政治資本庫存入大量「憤怒值」的，正是這種「一臉這事沒什麼」的輕佻態度。有些事情，摸摸良心，就很明白簡單。如果有心道歉，那就自己把轉型正義「做好做滿」；如果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就堅持到底，讓民眾依良知來投票審判。明知有錯，又扭扭捏捏，一年道歉一次就要人放下，這種企圖把道德原則幼稚化的作法，不只傷害了二二八受難者遺族，更破壞了國家社群賴以維持的道德價值根基。俗語有云：「道歉不用錢」、「道歉又不會死」，其實也暗指理想的道歉行動可以化解社群紛爭，進而確保成員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好好道歉，反而在那一天到晚擔心轉型正義後自己會被報復，這不就又壞又懶又有病嗎？
二二八除了放假，還可以幹嘛啊？
數萬人被逮捕、失蹤、死亡，每300人中就有一條生命從人間被除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今天開始的二二八連假，雖然連日陰雨，相信仍不減大家從勞動中解放的好心情。因此，遊樂園六福村趁勢推出連假優惠，只要身分證上有2、2、8者，即能以特價228元入園遊樂。1997年開始，內政部頒訂每年2月28日為國定假日。這一天，國家將年年被重新提醒過去犯下的錯誤，以族群和解共融為目標努力，以紀念當年由國民黨政府引發的屠殺慘案。1997年到2016年，19年的時間，台灣史努力擠進歷史課本，又終於從中國史中獨立出自己的面目；1995年，李登輝第一次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家屬道歉，21年過去，歷史傷痛好像能逐漸平心靜氣地被擺放成架上的檔案。真的如此嗎？19年、21年，或者從事件發生的1947年到2016年，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已經全數被公允地指出？療傷止痛的工程已經完成？歷史的教訓皆深刻鑿刻在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的心裡？然而，2015年，引動各界抗爭的課綱微調事件，又重新揭露進行的非常緩慢的轉型正義有多麼脆弱，不管用什麼手段，只要拿到話語權，一代人對歷史的認知就能輕易被重塑。因此，六福村之所以能以輕省的態度將「二二八」作為行銷企劃，而被大眾接受，說明了這個恐怖的歷史事件被在意的程度遠遠不夠。「二二八」作為符碼，它背後隱含的文化內容實在太廣太複雜，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並未完成，療傷止痛的工程總是延宕，歷史教訓太容易從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心裡抹除，它不可能，也不該是符號消費。如是，二二八在2016年，一點也不該歡樂慶祝的歷史上的今天，對於罹難者、對於他們的後代，其身分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好長一段時間被列為監控對象，難道應該為了身分證上有2、2、8三個數字而覺得幸運嗎？二二八事件究竟該如何被認識？我想，外省人，本省人，不同階級或許因身分不同而有不同的經驗。然而，將外省人與本省人被殺害人數視為競賽，來判定哪一個族群比較殘暴；或者，對被害者進行統獨意識的認同檢查，都不會是一個好的談論方式。我的外曾祖父張七郎，與他的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1947年4月4日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後，再回家時，已經是牛車上三具殘破的屍體。清鄉運動被殺害的張七郎不是台獨先鋒，相反的，他即使在日治時期也始終堅持祖國在中國。我應該如何看待外曾祖父的大中國認同？在那個時代，他應該為了有這份認同而感到抱歉嗎？那曾經是一個使我痛苦的問題，然而，一旦了解張七郎知識的養成背景，這件事似乎又不是那麼難理解。1888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的張七郎，父親張仁壽是漢醫，自幼有漢學傳統，又在日治時期進入公學校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畢業後到由英美人士創立的廈門英華書院，學習外文與西方知識。如此一來，他對世界的認識與當時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相同，來源非常複雜。而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父親是新竹地方仕紳，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父親與兩個親人相繼被日本人殺害，根據外婆的回憶，她不曾從詹金枝口中聽到對日本的仇恨。微妙的是，張七郎自己就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他與詹金枝更將三個孩子送往日本讀醫，畢業後紛紛前往日本於中國東北扶持的滿洲國行醫。張七郎，家學淵源為漢學傳統，國家認同為中國，受日式、西方教育，主動把兒子送到日本唸書，這樣的人，應該如何理解他？或者，可以說，日治一直到戰後時期的台灣，張七郎僅僅是一個怪胎，難以評價的特例嗎？從台人抗日的歷史來看，日治之初，抗日行動國家認同仍朝向清朝，帶有恢復天朝舊政的理念，領導者卻又同時宣告新的年號，台灣獨立與回歸中國在當時並不一定矛盾，終極目的是脫離日本統治。隨著抗日運動發展，也出現台灣人民獨立與堅持祖國認同相異的抗爭路線，甚至對「祖國」的定義，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華民國也產生分歧。除了抗日份子的國族認同並不一致之外，也有替日本皇軍打仗的漢人、原住民，許多人的祖父應該都是其中一員，他們在當時內心對國家的想像又是如何？1945年日本戰敗，張七郎歡欣鼓舞，建牌樓以慶祝回歸中國，並急急將三個在滿洲國行醫的兒子召回花蓮鳳林，為的是共同建設他想像中脫離日本統治而有新氣象的台灣。到了1946年，對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狀況，張七郎有了疑慮，在筆記中寫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接收花蓮港，十六接收鳳林，爾後嗟嘆風聲街頭巷尾、智愚各般異口同音鳴呼今日島民之罪愆何可銷滅，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並在議會中提出建議而終未被採納。然後，才到了1947年，張七郎曾經歡喜迎來的祖國軍隊，用子彈與軍刀於鳳林公墓毀滅了張家三條生命。屍體在墓地堆成兩堆，清晨偷偷用牛車運回家，再由張家寡婦一一清洗乾淨，穿回他們素日喜愛的衣服，縫回流出來的腸子，像一條沉默的生產線。訪談中，外婆開玩笑地用簡單兩句話解釋家族的命運：「只要換一次政府，我們家就死三個人。」日本統治時期，詹金枝家族有三個親人命喪日本人手下；國民黨統治時期，詹金枝又再度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兒子，餘下的親人逃亡海外。而詹金枝的命運也不會僅僅是一個怪胎，一個台灣史上的特例。張家只是比較幸運，遺族的生死劫被已故的張炎憲老師花了十年，辛苦地以口述史方式記錄下來。張家人為何而死，由何人加害，2009年在中研院公布的史料中曝光。然而，還有更多家庭得不到真相，他們的故事沒有被說出，甚至尚有沒有婚嫁與子嗣，無人認領的無名屍。所以，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真相是什麼？它其實還沒完整的被記住過。「共生音樂節之所以命名為共生，除了『共』字本身隱藏著二二八的符碼外，還有一個重點，在於沿用南非族語『待人以仁』（ubuntu）的意義，希望可以透過記憶過去的衝突與仇恨，反思其中的正義問題，以促成各族群的理解共生。」這是台灣史研究者藍士博解釋2013年開始舉辦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之初衷。而今年2月28日在凱道，這一群青年與公民團體仍會繼續努力辦下去。從我個人有限的理解裡，我的外婆之所以能替家族悲劇下了那樣雲淡風輕的結論，正是因為她盡了一生的努力「待人以仁」，與自己和解，與歷史和解。「不要再有眼淚了」，事件發生後她對自己這樣說過；然而，在年老的時光裡，漫漫長夜，她想起自己一生的種種艱難，才終於允許自己哭泣。這是我對歷史的體驗。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以後持續浸潤家族的每個毛細孔，那是外婆之所以成為外婆，母親之所以成為母親，我之所以成為我的重要原因。一直到今天，它提醒我認同是多麼複雜的事，排除異己，思想檢查實在太簡單，共生則太難。所以，二二八紀念日，或者，任何一個紀念日，放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抵抗遺忘，在廢墟中重組真相。到底反省到何時才能終止？以拍攝納粹加害者後代為對象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導演在最後說：「但是這段屠殺的故事，是不會有結局的。」台灣的未來將往哪裡去？每一個時代，這個島上的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而無論如何，都值得在歷史上的今天，在這個不用上班的紀念日，停一下，再停一下，想想它應該怎麼審慎被理解，仔細被清理，小心被記憶，謹慎被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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