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師

後太陽花五騙局：一位火星人的自白

2015-02-11 09:34:58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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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合一的大選，可謂撼動台灣的政治地基。藍軍徹底大輸，綠軍則逆轉乾坤。綜觀這幾年的版圖變化，關鍵點為去年3月的太陽花運動。這個學運的高潮，是由前三年的洪仲丘案、反核四、反大埔與反壟斷等各類式社會運動堆疊而起。三年過後，台灣的社運，真有改變什麼嗎？如果叫一個火星人從外太空俯瞰台灣，請他申論本島社運組織的各訴求，這位外星人大概可歸納出反權貴、反政黨惡鬥、反官商勾結、反分配不均以及反中國勢力等五大類。這位火星人很可能會對著台灣的執政當局大笑，心想為何一個總統那麼不瞭解民心，不在選前順應民意、鞏固政權。但如果叫這位火星人選後再度光臨本島，紀錄台灣選後的各項觀察，這時他可能會愣住，筆記內容很可能會如下：1. 反權貴：本人一度以為台灣人民十分反權貴，尤其是反官二代這種封建制度；畢竟，在九合一大選前，那位胖胖的權貴候選人，屢屢在網路上遭痛宰。我也時常看到畫工精美、創意十足的文宣品，大肆醜化這個姓連的政治家族，嘲諷他們不知民間疾苦。但在9日的新聞中，我卻看到台灣的媒體，居然吹出一起「政二代」風潮。我發現，選前反權貴的在野黨中，有多位前政治A咖第二代，正摩拳擦掌望踏入政治這塊骯髒的領域，其中包括席蘇貞昌的女兒蘇巧慧；游錫堃的兒子游秉陶，以及陳水扁的公子陳致中，這些政二代都希望贏得2016年立委的大位。甚至曾宣布退出政壇的謝長廷，他的兒子謝維洲，也偷偷在九合一中當選議員。此時社運抗議聲：零！2. 反政黨惡鬥：這點是我們火星人最無法瞭解的現象，我一度懷疑自己的視力。雖然學運參與者，不時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喊出不參政的高尚目標。但熱血蓋過半邊天的妖西先生，竟在選後「高姿態」入民進黨。他雖然反媒體壟斷，卻不時出現在台灣最壟斷的媒體—年代集團中，要求民進黨多開放不分區立委名單給社運人士。而那位手掌十分有力的陳姓同學維廷，除了是小英青年軍的成員外，選後呼籲民進黨能在苗栗的立委補選中讓位給他。如果不是選前的風流史外漏，這位陳同學應該已是綠軍的耀眼之星了。其他如柯一正、雞排妹、阿信、馮光遠、魏楊、閃靈樂團的Freddy與Doris、洪仲丘姊姊洪慈庸、朱學恆、楊儒門、林飛帆、黃國昌一干人等，一改之前在反壟斷、反核四、反服貿、反大埔期間堅稱不踏入政壇的情操，紛紛被新政治團體「時代力量」提名，準備參加明年的立委大戲。而那位在九合一時遭遺忘的王奕凱，則又默默的想在此地重新再來。此時社運抗議聲：應可忽略！3. 反官商勾結：這一塊更讓我們火星人納悶，害我的天線吱吱叫。因為在我們星球，說一就是一，說不黑箱，就是透明到底！但在台灣這個地方，情況會跟著有無選舉而改變。原以為台灣選民唾棄上面那位胖胖的官二代，不愛官商勾結的黑箱作業，更不愛北市前任市長那般山也BOT、海也BOT，但發覺我錯了。那位被彭明揮教授稱為陳水扁的貪腐集團內最佳幫手—前經濟會副主委張景森，突然要接任被柯市長指控為奸商的富邦集團新的獨立董事。這點我們火星人真的不瞭解，這家金融機構不是台灣所有黑箱BOT之母—高鐵的原始股東嗎？為何在台北新市長征討5大奸商的時候，選擇與這家企業主黑箱談判。不久後，讓有不良歷史、在競選時期大玩黑箱老鼠尾的張景森入主富邦獨董？更耐人尋味的是，我真的不懂台灣的社運團體，明明不愛BOT與都更案，但就在復興航空墜機的第一時間，這位張先生隨即喊出廢除松山機場提議，指出在首都中放個大機場有礙都市發展，這真引人對未來都更肥肉的想像。此時社運抗議聲：少的可憐！4. 反分配不均：我這點也不大明白，台灣人民在選後，似乎忘記了弭平分配不均的重要性。贏得大選的綠營，突然在選後推出「取消兩稅合一」的提議，讓國庫空等應繳入的稅收。反對黨也坐視房地產兩稅合一「輕稅化」不理，以及證所稅的大戶條款莫名其妙被延期。此時抗議聲：只有螞蟻聽得到！5. 反親中勢力：一向反中、護台的民進黨，目前正緊鑼密鼓重啟「中國事務委員會」，好讓一向捍衛「獨立自主」的本土政黨，能在下次對美國面試時，不會在兩岸政策上被掀巴掌。同時間，一度被視為共諜的張顯耀，卻在10日遭判不起訴判決。之前反對黨撲天蓋地指控的洩漏機密罪，到頭來好像只是交換減肥心得般。而台北市的柯市長，一度想藉由「兩國一制」論調，挑戰對岸的敏感神經。但對方只是出個小報的社論， 揚言杯葛鈔票滿滿的雙城論壇與世大運後，這位號稱不能感受人類情感的亞斯伯格患者，卻突然安靜的如後宮婢女般。結論：這位火星人在紀錄完筆記後，對自己長嘆一聲，他發覺台灣在太陽花學運後，除了染指政治的人物，多了一堆常見的庶人外，似乎沒改變什麼？正值此刻，台灣領導人的一位親信王郁琦，正準備踏入另一個總統親信的後塵，與執政團隊說bye bye。頓時間，這位火星人明白，為何大家都叫總統bumbler了！



昨天的反服貿大遊行，可說為去年自反壟斷活動後，一系列反政府遊行，寫下完美的句點。遊行人數空前盛況、參與人士異常踴躍、現場道具五花八門。重點是，各個環節的協調，堪稱無懈可擊。 活動中，鮮少傳出暴力衝突，而領隊的「林陳二人組」，洗刷去年反壟斷時期的稚嫩氣息，表現甚至超越職業政治人物的領袖魅力。尤其是林飛帆昨晚於凱道慷慨激昂的演說，連我也不禁內心沸騰。 但不得不說，3月29日，也就是兩天前，凱道原本是反核大遊行的場子。記得去年也是同時間，台灣出動約22萬個反核人士，遊行人數亦空前盛況、參與人士異常踴躍、現場道具也五花八門。但也是在大前天路過中正紀念堂，由大導柯一正所率領的反核晚會，參與人數卻不超過100人。少到我也不免油然升起惻隱之心，坐在場中最中央，幫忙充人數打氣。 此外若你還記得，半年前全台因軍中的「集體虐殺」事件，所釀成的「沒真相、沒原諒」運動，也迅速在一個月內，聚集約25萬名「白衫軍」佔領凱道，抗議洪仲丘的離奇死亡。然半年後，除了一人被判8個月外，其他不是遭判半年，再不就無罪釋放。 洪仲丘家屬無法接受桃園地檢署的輕判，憤而要求上訴。外界解讀如果本案繼續由軍高檢掌舵，這些踰越正當管教程序的自願役軍士官，應該會有更嚴厲的懲罰。 但不忍讓真相輕易遭淹沒的洪舅舅，就在反服貿案鬧到最高點時，幾次試圖藉由媒體，傳達對洪案後續處置的不滿。然這股微弱的聲音，因過了媒體保鮮期，迅速被掩埋在林飛帆的綠色夾克後。許多民眾早已忘記洪仲丘是誰了。說好的「沒真相、沒原諒」呢？ 28日看著林飛帆與陳為廷，分別上年代《新聞面對面》和《新聞追追追》，兩節目創下1.68和1.59的高收視率，分居該時段新聞台收視冠軍。突然間我有個想法，年代是由 「林陳二人組」當初發跡的「反壟斷運動」中，最終獲利者練台生所持有。 原本想要收購中嘉系統與壹傳媒的旺中集團，遭「反壟斷運動」強力杯葛，最後讓練台生的年代集團入主壹電視，使台灣的新聞環境上，反馬聲音更添一樁、且更為壟斷。 年代購入壹電視後，將旗下媒體陣容，擴大到擁有民視、三立、年代、壹電視、非凡等8家新聞台。論調幾乎清一色的反政府。當時由林陳兩位學生與黃國昌教授所組的青盟，象徵性的在網站上表達對年代收購壹電視的不滿，許多學生隨即表示要應付期中考，將暫停抗議年代的「你更大」。最後則不了了之。 事情過了一年後，「林陳二人組」恰巧就在他們一度表達不滿的「你更大、我反而更不怕」的電台中接受邀訪，彷彿忘記當初的反壟斷初衷，好不有趣。也許只是剛好，那我就不陰謀論了。 不可諱言，服貿協議的制定與簽署過程，十分缺乏溝通與宣傳，其中涉及金融議題，本人更是認為恐將嚴重影響未來台灣金融的穩定。 然迄今為止，兩黨鮮少針對這項產業前景發表看法，蔡英文甚至邀請對岸人民幣專家來訪，上個月則與財經專家林全「黑箱訪中」，討論的內容則耐人尋味。 更有趣的是，就在330反服貿大遊行的同一天，台灣主要媒體皆刊登「美國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將於下月4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新聞。 但不管是學生組織、政黨代表、甚至媒體節目，其中的討論聲音為：零。這又要怪罪到政府的頭上嗎？又是「黑箱TIFA」嗎？還是沒有利益團體炒作，社會其實根本就漠不關心？ 服貿議題我追蹤許久，當初政府在洽簽服貿協議，以及舉辦金銀會時，也同樣可在新聞顯眼處，見到各類報導。稍加有心的人，絕對可見相關訊息。 本人就在金銀會招開完畢後，寫了多篇文章，警告金融業者準備搭乘服貿協議的便車，將台灣打造成「離岸人民幣中心」的風險。 恰巧的是，當時我也十分關心由「林陳二人組」所率領的「反壟斷活動」。當時社會氛圍對服貿議題根本「沒人關心」，我再說一次「沒人關心」。許多條文與事項，白紙黑字的登在各大報內，但當時的「林陳二人組」，卻在幫年代未來的壟斷之徑鋪路，好諷刺。 說黑箱、講吞台，十分容易；罵壟斷、丟布鞋，更吸睛。在關心服貿與媒體壟斷的長久時間以來，我明顯的看到社會議題的易操控性，與炒短線特質。 許多社運組織的原訴求，多半未解決，甚至越趨嚴重，但當媒體鎂光燈一照，易咀嚼的口號一上膛，整個公共議題就毫無討論空間，台灣頓時呈現社運一言堂。只要你意見與我相左，就要互刪臉書叫囂。 很多人問為何馬總統在服貿議題上，輸得那麼難看。我總是冷冷的回：「服貿議題，早在國光石化事件上，就可見到失敗的跡象；反壟斷活動補上一刀；大埔案送入加護病房。而反服貿案，只是直接拔管而已。」 聰明的讀者，應不難想像這些事件，背後都是誰在默默灌溉，默默耕耘。倘若政府有同樣的心力，灌溉各種政策，也許服貿如今，也不會落到這般下場。最終，羅馬帝國的隕落，不是蠻夷的顢頇，而是帝國本身的失能。 明明一個可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卻會讓門外漢給各個擊破。我想，茸兒昨晚應該又失眠了吧！
※延伸閱讀》
‧立委從占領國會運動得到教訓了嗎？
‧公視有話好說／學運正反論戰
‧圖輯／數十萬黑衫軍湧入 凱道擠爆============================================================
◎作者簡介╱王大師： 不瞭解我的人稱我王大師，瞭解我的人，則叫我大濕。從大師到大濕，看似相近，卻又隔十萬八千里。因為您讀的文章，不是解讀別人，而是在詮釋自己。但如真對本人有興趣，不妨來大師部落格與臉書中，小憩一番。

小確幸與大歷史

名家專論－但求「小確幸」 遑論「大歷史」

        林金源 2014年03月21日 04:10

面對攸關民族安危與尊嚴的大歷史，台灣多數人既超然又冷感。不但可波瀾不興地「客觀」陳述，甚至還常站在入侵者角度，數算他們帶來的小確幸。
正在拆除的左營自助新村，有了新發現。二戰期間，執行海上自殺攻擊的「日軍震洋隊」的神社、指揮所都被挖出。在此之前，澎湖、淡水也挖出「震洋隊」遺址。政府單位外加文史工作者，都以振奮心情，小心維護這些遺跡。報紙還訪問當年被日徵召的台籍老兵，回憶震洋隊員效忠天皇，寧殉不降的英勇事蹟。
台灣尚且如此積極，難怪日本「知覽特攻和平會館」在本月4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要把二戰時駕駛自殺飛機的「神風特攻隊」隊員遺書，列入世界遺產。「神風」若申遺成功，台灣可能也與有榮焉。
美食家H女士日前造訪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找尋河豚之味和下關的「唐味」。H說：「和李鴻章簽訂日清合約的伊藤博文吃過春帆樓的河豚大餐後，寫下了河豚料理公許第一號，我很好奇李鴻章吃了沒？」
李背負奇恥大辱，以及捍衛國家權益的重責大任前往馬關。這位七旬老者為拒絕割台，挨了日本激進份子一槍，差點送命。百年以後，台籍作家竟問他「吃河豚了沒？」此問何其殘忍，何其輕佻。莫非在H眼中，吃河豚也是李鴻章應忍辱品嘗的小確幸？
遠在日本脫亞入歐之前，英法聯軍也打日本，在下關逼日簽喪權辱國條約。明治維新成功後，日本拿中國試劍。甲午戰勝，日本刻意選下關與清廷簽約。春帆樓紀錄日本「己所不欲，強施於人」的無恥行徑，也標誌日本「不做王道干城，寧當霸道鷹犬」。豈料隨時、隨處皆可品嘗小確幸的H，另有一番見地。
她說：「選擇下關簽約有更多的歷史因緣，從跟中國取經的唐戶到打敗中國，一路支持明治維新到對外侵略的首相伊藤博文，不選擇自己家鄉要選哪？」如此超然、如此縱容侵略者，伊藤有知，當含笑九泉；李鴻章有知，則必後悔他對伊藤說過「若強行割台，造成兩國子孫永為世仇」的話。只求小確幸的一些台灣人，哪會記仇？
去年底有一報導，介紹宜蘭員山「西鄉廳憲德政碑」的來由，以及西鄉隆盛父子與南方澳的因緣。該文說：西鄉隆盛1851年沿琉球南下偵察台灣北部，在南方澳上岸。西鄉在此住了半年，一女懷了西鄉之子，但西鄉不告而別。數月後，女子產後憂鬱而死。西鄉返日再生的次子，於1897年派到宜蘭任官，受百姓愛戴，因此立碑紀念。西鄉的羅曼史為地方父老津津樂道，南方澳也以與西鄉父子的因緣為榮。
西鄉來台刺探軍情，為日後侵台鋪路。西鄉之子治台，執行殖民政策是其主要任務。日本對台固曾施予小惠，但也有更多的殺戮、野蠻與剝削。吾人豈可漠視大歷史的是與非，卻沉浸、自虐於西鄉始亂終棄的「羅曼史」。
某報資深記者Y日前則說：「在對外侵略問題上，日本迭起爭議，但在回應國族挑戰的問題上，卻能以開放進步的態度面對，美國培里艦長以船堅炮利脅迫日本開放通商，但因為日本進步了，因而設置培里路、培里公園來紀念他」。在「迭起爭議」的問題上，Y不置一詞。但她卻以日本紀念美國侵略者作為「進步」的象徵，暗示台灣也應紀念殖民統治，也跟日本一樣「進步」。
日本紀念培理是何心態，無暇理會（他們也紀念廣島核爆）。但「進步」的定義不是日本說了算。台灣如能記取歷史教訓，凝聚民族共識，免於再被侵凌，算不算比脫亞（王道）入歐（霸道）、以鄰為壑的日本更進步？
Y又說：「從多元、包容中走來的台灣，不會沒有另開格局的自信。」台灣缺乏格局的原因，並非不夠多元、包容，而是多元、包容到失去立場，失去凝聚共識的中心思想與價值觀。能助台灣找回中心思想與價值觀的，是對大歷史的體悟，不是過度多元、包容導致的渙散。
本文無意批評個人，也不反日，只是為台灣的普遍現象感到悲哀。（作者為淡江大學副教授）

【聯合報╱羅國俊】

2014.03.03 05:13 pm

超商霜淇淋、午後香濃咖啡、一年多放幾天假，種種村上春樹「微小而確切的幸福」，從文青語言，晉升到行政院長廟堂之上的政策宣示。沒有家國、民族的龐大論述，不再進行體制、思想的沉重辯論，只珍惜掌握在手裡，即得、易得的小小幸福。時代氛圍輕緩到掂不出重量，擠不出水分。這樣微小的幸福很篤定，霜淇淋化在口中的香甜，真實不過，誰也奪不走。對照世界變得太快，風雲一時的企業，幾年間竟然賤價賣掉；國家前景不明，沒人承認還有四小龍這個歷史名詞，如今連激勵士氣的內銷作用也宣告作廢。而小確幸哪裡是村上春樹的原創？魯迅早就自嘲「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對無可奈何之事，處無可如何之時，除在心裡的小閣樓理出一塊安靜之地，咀嚼微末的幸福，又能怎樣？壯懷激烈地頂風前進，能多走幾步？可是小確幸畢竟效期有限，我們很快要清醒，面對巨大的艱難。瞻望前途滿目蒿萊，險阻重重，困難是確切的，幸福卻是難以掌握的。但或者畏難，或者失去想像成功的能力，我們又退回風雨小樓。國事多艱，無人不知，但時代遞給我們開啟巨大機運之門的鑰匙，我們卻無視其存在。作家齊邦媛說：「台灣非小島，可創大歷史」，如果我們願意，台灣會很不一樣，有機會發揮遠超出面積、人口的價值。歷史給出這樣的機會：中國積弱一、兩百年，華文世界與華人市場以往不值一提，現在卻向我們開啟全新的可能，而同文同種，自由開放，文化兼容中西的台灣，最有條件橫掃千軍。網路使世界變平，大者不再恆大，以小勝大絕非神話。台灣若善用數位優勢，萬里間關亦如坦途，生意做到全球，影響力擴及全球。與大陸為鄰與平常居家一樣，自然希望鄰居溫文有禮，和睦相處。我們既不能把台灣搬到夏威夷，只有盡力敦親睦鄰，彌平差距。而將大陸推向文明大國，既符合台灣利益，也符合大陸與世界利益。且這項對全世界都好的事，美國做，會遭疑「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侵華痛史，更無可能。只有與大陸「分隔但不分離」的台灣，能夠以自由民主的價值，攜手共同推動中國的改變。小確幸若是作為生活品味，無可厚非，但若一味瑣碎，只看眼前三寸，則虛幻的幸福終難長久。看世界、看趨勢，看時代給台灣的機會，開闊胸懷、高尚其志，歷史就有我們的角色。

大唐李白

【聯合報╱張大春】

2014.03.14 04:45 am

一席關於《大唐李白》如何發想的談話
在大量如同遊戲一般的閱讀、模仿啟蒙之下，李白生活優渥，等閒不必操煩治生的實務……，沒有其他同代士子必須參與、將就諸般科舉、制舉考試的桎梏……

《大唐李白‧鳳凰臺》書影。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大約從2011年起，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所處身的社會所出現的一些瑣碎的小現象，這些事情有時候發生在生活之中，有時也貫穿到我寫作或者是收集材料的某些觀點裡面。其中一點就是：如果一個社會充滿著機會，充滿著各種實踐抱負的場域，然而有些特定的人從出生開始就沒能握有這些機會，甚至永遠無法實現他們可能的抱負。那麼他們可能會去做什麼？
也就差不多在這體會的同時，我正準備動手寫《大唐李白》。
李白就是在當時一個盛世之中積極尋找自己機會的人。他出生於西元701年，過世於西元762年，這半個世紀，恰好也就是一般習稱的盛唐。如果把盛唐這個概念和李白的生涯作一個看起來相當程度的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李白出生之前，整個唐朝經由唐太宗、唐高宗，一直到武后，甚至唐中宗，好幾代風範各異，行徑不同的帝后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持續地擴大其官僚集團。這其中有許多原因，而武后是特別的角色，她本來不該是李唐皇室的繼承人，但不論是基於個人的野心，或者是弘教的企圖──更可能是藉助於佛教經典（如學者所一再指出的《大雲經》，其中有女主稱帝的啟示）──來布置一套全新的統治規模和價值。或許，武則天期望在舊有的官僚集團之外，找到帝國新生的力量。比方說，幫助李唐建立起皇權的關隴集團，一直對武則天這樣的當權者有強大的壓力。當武則天利用新的考選制度，引進更多的士子之時，官僚集團便開始急遽地擴充。
李氏當國的時候原本就苦於自己的郡望不高，不足以和前代綿延數百年的高門大姓之家相抗衡。所以，從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第一部試圖建立新士族階級的書籍開始，無論是稱之為「士族」、「世族」、「門閥」，都是以世代為高官的家族。唐太宗修《氏族志》推揚時興冠冕，打擊古老門閥；日後新編的《姓氏錄》目的和手段也是相近似的，像是和李氏並肩打天下的武氏，也一樣不註明郡望，堪見《氏族志》、《姓氏錄》之為物，恰是對南北朝以來的高門大第做徹底而沉重的打擊。
武則天大量的擴充官僚集團的成員，使得整個王朝所運用的公務員數量增加了幾乎十到二十倍。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固然帶給帝國經濟上的負擔，同時也為許許多多原先不可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人帶來希望。不斷擴充的貢舉、制舉、雜舉不勝枚舉；表面上的說詞都是「搜揚拔擢，顯舉巖穴」，而《史記‧蘇秦張儀列傳》所謂「布衣卿相」的局面，似乎更加真切了。這為許許多多寒門之士──也就是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年輕人帶來無窮的希望。可是，李白卻偏偏沒有這樣的機會。
李白的父親是一位商人，而且根據種種跡象的判斷、資料的比對，我們可以猜想李白的父親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胡商，血統上應該是漢人，但他所從事的行當只能說是大唐帝國最邊遠低層的一個階級。
一般說來，商人除了繼承父族的家業，最後成為另外一個商人之外，是沒有機會進入到士大夫這個階級裡來的。因此李白根本沒有改換門庭的機會。充其量只能南來北往地從事貿易，其間或者從事各種放貸、投資的行為，將本求利，也容有腰纏萬貫的前途。然而，這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呢？這是一個問題。
大約在西元705年，李白的父親李客帶著一家人從西域來到了現在稱為四川的蜀中綿州昌隆縣（由於要避唐玄宗李隆基的諱，而改名為「昌明」）。李白大約四、五歲左右即成為蜀中的居民。根據他日後的回憶，年幼時曾經在父親的指導下讀過司馬相如的賦作。這表示他的父親可能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修養，但是這一點不是沒有爭議。因為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果在年幼的時候要教導一個孩子從事文章辭賦那樣的學習，這樣的父親應該不止是一個普通的商人，說不定也具有文人的背景。
關於這一點，我是存疑的。我相信李白的父親不見得實際教導過李白，那更可能是李白對於親長教養程度的吹噓。不過，李白的父親的確有可能通過金錢的支援，提供李白豐富的書籍，在大量如同遊戲一般的閱讀、模仿啟蒙之下，李白生活優渥，等閒不必操煩治生的實務，得此薰陶，他從童年起就長期浸潤於經籍文章之教，而沒有其他同代士子必須參與、將就諸般科舉、制舉考試的桎梏。
總之，在從來沒有進學（館學）念書的背景之下，從年幼時就能熟稔古代辭章之學的經驗，堪稱是獨一無二的。根據《酉陽雜俎》所記，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唯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唯存《恨賦》矣。」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一個問題：李白為什麼要捏造自己的身世呢？他為什麼要誇張父親給他的文化教養？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李白這一生之中極其介意，並且力圖振作的一個動機。那就是他不甘心成為帝國底層的一個賤民。在盛世之下，一個非士人階級，未嘗不能有野心、抱負，未嘗不想成就某些經國濟世的事業。李白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我認為要從他十七八歲跟隨的師傅趙蕤，從這個人講起。趙蕤這個人在歷史上所流傳的記錄不多，只知道他有個和他一樣不留心俗名世務的妻子，曾經有地方官吏召見他們夫妻，希望趙蕤能夠出來做官，他嚴詞拒絕了。李白曾經跟隨他至少有三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幾年當中，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李白自己到蜀中其他的城市，包括現在的成都（當時稱為錦官城）、峨嵋山等處去遊歷。李白的經歷大約在二十五歲之前都在蜀中度過，其間跟隨趙蕤學習的一段經歷，對他日後的人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趙蕤是一個今天我們會說「沒有中心思想」的人，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縱橫家」。所謂縱橫家，是以一套又一套儘管彼此相互矛盾，彼此扞格的論述，來達成言辯目的，以解決現實糾紛的。這樣的人，經常藉由工具式的思維來謀求最大的利益──儘管未必是私利，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其功利的、現實的、見風使舵的企圖。他們幾乎不真正探討或表現出他們究竟相信些什麼。
對於縱橫家而言，勝負跟是非是可以等量齊觀的。這樣的一種人格，這樣的一種訓練，也許和李白天生的個性有所衝突，可是畢竟對李白的成長帶來重大的影響。趙蕤的著作──《長短書》（也可以叫《長短經》、《長短要術》）內容還相當完整，就是通過種種反覆的舉例、辯論，針對一個一個設定的議題，進行言辯。我們今天重讀此書，會發現它和劉向所編的《戰國策》、《說苑》、《新序》相當類似，堪稱是一部辯論手冊，而非思想論著。
李白寫文章除了模擬整個《昭明文選》之外，這種辯論術的訓練也使得他日後侃侃而談、從容應對。在種種與人相互交談的過程中發揮機智，而且展現一種過人的風采。我常疑惑李白既然不能夠參與那樣名目繁多的科舉、制舉，為什麼還那樣用功讀書。明明不需要考試，為什麼他會那樣努力呢。我相信在李白而言，那是一個有趣、恆久，而且極其吸引人的遊戲。更進一步說，寫文章，學人寫文章，借用前賢修辭表現而令時人嘆為觀止的製作，對於李白而言，就是一種表演，這種表演，無關乎日後能不能獲取成為士族、成為官吏的機會。他只關心一件事情，我的文章比起古代那些高高在上，號稱天潢貴冑者，那些諸侯卿士大夫，比起這些人，我李白應該毫不遜色。
與古人爭勝，與時人較勁，看起來是兩回事。如果說將「與古人爭勝」來取代「與時人較勁」，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我們可以這樣說，在現實之中，基於身家地位不能參加科考的李白，如此積極的學習、模擬，並且一篇又一篇地寫那些看起來幾乎沒有人會欣賞的文章，到最後反而成就了李白作為一個文章家、詩人最重要的訓練。成就了此一訓練的李白也滿足了某種可以稱之為虛擬的抱負。在二十五歲離開蜀地之前，李白還碰到了什麼樣的事呢？我認為接下來的這件事情貫穿李白的前半生，甚至到最後還影響了他的婚姻。
讓我們先旁敲側擊地看一眼李白的父親為自己命名為「李客」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人為自己命名為「客」呢？客就是客人，也就是客商。給自己起這個名字，很顯然李白的父親並不是認真的。我們可以斷言，李白一定也知道李客並不是父親的真正名字。
因為唐朝人非常重視避諱，也就是兒子不能口呼父名，也不能在自己的作品裡書寫父親的名字。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白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客心洗流水」，比方說「樂哉管弦客」，至少在他的詩篇裡面能找到幾十個客人的客字，為什麼他不避諱呢？第一，他本來就不是嚴格遵守禮法的士大夫階級，所以可以不在乎。可是李白本來就是一個希望自己能夠從模仿到亂真程度的人，把自己視為一個士大夫，應該還是會知道要避諱的。李白不避諱，那就只有第二個可能，他很清楚他的父親本名不叫「客」。不叫客取名為客，因為他是從西域回來，心態上還是作客，更何況他還是一個客商呢？
身為一個行商成本負擔要比一般的店商要更多，冒的風險要更高，可是也許正因為交通流動遠地的貨物，獲利也可能更大。還有一點很要緊，就是需要擁有更好的償債能力以及更卓著的信用。
從實務面來看，既要獲利高又必須負擔比較少的風險，就應該在一個長途交易貨品的旅途之中，建立我們今天所說的倉儲和物流中心，以及建立起區域性的交易網路。李客是有條件的，除了李白之外，他的大小兩個兒子──和李白不同。李白可能很認真地讀書、寫作、甚至吟詠詩歌，可是這些活動並不是承擔家族事業的正務，而是先前所說的遊戲。相較於同時代其他相同或不同階級的男子，李白遊戲的時間相當長。無論是否讀書應考、謀求仕進，唐代男子到了十四、五歲即告「成立」，李白的哥哥和弟弟，大約就是過著這樣平凡而順命的生活的人。
李白曾經有詩這樣說「兄九江兮弟三峽」，他的哥哥在九江，他的弟弟在三峽。九江和三峽兩地一望即知，是長江流域整個水運的終點和起點，在這兩個地方，兄弟待了近乎半輩子。李白的哥哥大概也就是在十四、五歲上到九江。幼弟在差不多同樣的年紀到三峽扎了根。為什麼會待那麼長的時間？顯然和整個家族的營生有關。兄弟二人水運起迄之地，轉運東來西就的貨物，春去秋來，執業如斯，本本分分從事著物流商的本行。接著我們回頭看李白，李白在開元十三年忽然離開家鄉乘船下三峽，並且經過九江，可是，他在經過三峽的時候，並沒有去探望他的弟弟；在經過九江的時候，也沒有去拜訪他的哥哥。當然。這是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的。看起來，他好像是要躲避與親人的會晤，為什麼呢？
李白可能在大約十六、七歲的時候，犯下過殺人的案子，如果根據他自己的吹噓，他曾經出手使劍，殺過好幾個人。如果李白所言不虛，那麼根據大唐律法，唐詩會少掉八成的光輝──李白根本來不及把作品傳到後世，恐怕就問斬抵命了。我相信李白並沒有真正殺人。他也許動了刀──因為他隨身帶刀。根據日後李白的好朋友崔宗之詩裡的形容：「袖有匕首劍，懷中茂陵書」可知，李白的袖子裡隨時都藏著匕首。考據大唐律例，最有可能的是李白在殺人成傷之後，進入偵查的過程中，暫時被釋放了，並且某種條件的磨合之下，不被追究──可能是李客花了些錢幫他擺平官司？我們沒有證據多說。可是畢竟需要一段平息的時間，而李白顯然不能在家鄉昌明市上繼續鬼混，這中間需要時間。需要的時間也許是半年，也許是一年。
（上）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2014/03/14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張大春】 2014.03.15 04:31 am

──一席關於《大唐李白》如何發想的談話 我們接下來要問：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李白去了哪兒？大致上，根據三言兩語、極為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推測，他少年時期在一個叫大明寺的所在待了一年多。大明寺又會衍生出來另一個問題，寺廟可以讓任何人長期居住嗎？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答案。如果你是一個士人，也就是可以赴考任官的人，則儘管唐人筆記上流傳著「飯後鐘」（也就是吃過飯之後才打鐘招呼來寺廟僦居的士子前去用餐）那樣悲慘的故事，不過，寺廟還是有義務接待各方進京趕考的讀書人。話說回來，如果一個寺廟讓李白這樣的少年犯進入寺廟之中，以讀書為藉口，逃避刑責，大概還是需要更複雜的關係。或者我們就此可以從當時寺廟與商人之間的經濟供輸方面推敲出他們最可能的交往關係。 這就是我寫《大唐李白》最早的一段路徑。透過細節追索，我想描繪出一個文學史上沒有敘述過的李白。文學史這門課程以及這個概念，是一個近代學院的產物，學院制度生產出來之後，我們學習的人物以為那厚厚的一本書裡就是古代文人生活、創作的大體風貌，作品好像總是跟前代的以及後代的作品發生直接的影響關係。可是，我們因此而忽略了每一個時代的作家都可能更大程度上與他那時代的實際生活有著更密切的瓜葛。 比方說，當盛唐開元中葉之際，身繫蜀中綿州大明寺的某個寺僧忽然發現，基於現實新增法律的規範，他必須繳交出法定上限價值三十畝田以上所有的私財，歸於寺中「常住」（也就是僧團共有），而他確實捨不得，只好另闢蹊徑，尋找他平日所熟悉的香火施主。他找到了，那是一向慷慨捐輸、不落人後的一個行商，名叫李客，而李客又有一個亟需棲身之地以免繼續在鄉里之間橫行闖禍的兒子。那麼，這僧人該怎麼辦呢？這僧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後來發生的事：他忽然間意外身亡，留下了一大筆僧團一時尚未察覺的財產。這筆財產經由那名叫李客的商人在外周轉放貸多年，已經成為相當可觀的財富…… 李白的詩、生活與情感之所以還值得我們繼續求訪，乃是因為整整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時代，還有太多值得我們去想像拼湊以及研究理解的痕跡。我才起步而已。 （下） （本文從作者〈外灘畫報〉專訪內容整理，保留口語語氣。） ●TAAZE讀冊生活、新經典文化、信義學堂「李白學堂講座」──《大唐李白》新書發表暨對談活動，3月26日（星期三）晚上7:30-9:00在信義學堂（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00號B1）舉行，張大春主講，顏擇雅與談。講座活動採線上報名或現場報名，報名網址：http://www.taaze.tw/static_act/lecture/li_bai/index.htm。

白崇禧

關鍵十六天 父親與二二八(上)

【聯合報╱白先勇】

2014.03.10 03:52 am

白崇禧(中)將軍接見二二八事件期間協助政府避免流血的卑南族領袖馬智禮(右)、卑南族國代南志信(左)。 （圖／本報資料照片）

我是1952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當時我十五歲，在建國中學讀書。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分裡，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
他們指的是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從3月17日到4月2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壓低了聲音，似乎餘悸猶存，二二八，在戒嚴時代，還是一大禁忌，不能隨便談論的。
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1894至95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1937至1945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創傷，難以彌補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類似衝突，難以避免。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東北、華北平津一帶、華東京滬區，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重要性排名後段，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三流了。事後證明，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平津、京滬一一失敗，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情況更加複雜。台灣接收，未能順利，爆發二二八，並不意外。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遍地烽火。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嚴重性及後座力，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鎮壓，全島沸騰，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滅火善後。
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父親因抗日軍功，成為一代名將，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3月7日飛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緊急返回南京。3月17日，父親赴台展開宣慰，展開停損善後工作，當時，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3月8日深夜，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後一個星期，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有不少台籍菁英分子以及基層百姓，在這個期間喪命。父親本來計畫3月12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

白崇禧進入原住民部落宣撫，對原住民同胞講話。 圖／取自《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據父親回憶錄自述，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對二二八受難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寧人。事實上他未赴台前，已聽取各方的情報，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是有所了解的。父親行事，一向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行動卻劍及履及，當機立斷。雖然他治軍嚴格，但賞罰分明。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父親宅心仁厚，謹慎判斷。抗戰期間，日本空軍空襲成都，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無法正面迎戰。呂天龍臥病，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全軍盡歿。蔣委員長震怒，將張、呂、余押至重慶槍決。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父親對蔣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作。」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態度。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即使有所觸犯，也應罪不至死。所以他來台宣慰，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免除許多人的死刑。
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陳儀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主張嚴厲制裁，大開殺戒。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父親召開清鄉會議，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父親當場嚴加駁斥：
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濫捕濫殺，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
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完全不能認同，徹底反對。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對於穩定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許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減刑，或釋放。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
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3月17日，下飛機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吳濁流在《無花果》中記載：
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
父親在台灣十六天，從北到南，到處廣播演講，宣揚政策：
廣播五次，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對省市各級公務員、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對駐臺陸、海、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
父親這些講話，起了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的效應。除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也有重大意義：
涉事青年學生，免究既往

民國36年4月2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前）完成任務，準備飛返南京。陳儀（後方轉頭背對者）前往松山機場送行，兩人在二二八當中的角色截然不同 圖／取自《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非報系

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不在少數，因恐懼報復，不敢上學。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特別頒布命令，保證學生安全：「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准予復課，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即予免究。」3月20日下午六時半，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並呼籲學生：
切望你們放大眼光，不要歧視外省人，破除地域觀念……。我們要本親愛精誠，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3月27日上午十時，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再次保證學生安全：
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均應盡速覺悟，返校復課，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予不究既往。余已飭令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
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獲得赦免，恢復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
安撫外省公務員
二二八事件中，頭一個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員，受到毆打，有的甚至喪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父親於3月20日下午三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
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分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原住民，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父親於3月26日晚間七時，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既往不咎。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勵。
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穩定民心、恢復秩序，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蒐輯，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可是令人訝異的是，父親宣慰台灣，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官方文獻，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筆帶過。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也甚少論到這一節，更無一書全面探討。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黃嘉謨兩位教授，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細究其因，並非偶然。
父親自從1948年，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與蔣中正產生嫌隙，更因徐蚌會戰，兩人衝突更為尖銳。此役國軍大敗，蔣中正隨之下野，期間父親曾發〈亥敬〉、〈亥全〉兩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兩封電報，觸怒蔣中正，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1949年底，父親入台，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對父親嚴加監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而父親言行謹慎，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對蔣中正政權，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唯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實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灣人民感念其恩，在台灣民間，當時國民黨官員中，父親德望甚高。多位台灣仕紳，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這，就犯了當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勾結」，是當局的「夢魘」，必須阻止。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上）

【聯合報╱白先勇】

2014.03.11 04:10 am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模糊帶過。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父親既是蔣中正特派到台灣宣慰的大員，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一員，要給父親的宣慰工作一個公平全面的評價，則需有古史官齊太史、晉董狐的勇氣與良知了。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3月17日到4月2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鉅細無遺，統統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局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記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父親來台宣慰，所做的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中）

【聯合報╱白先勇】

2014.03.12 04:40 am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統統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中，王大中案。王大中（原名王源趕），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後，判了死刑，心驚膽跳過日子，直到父親來台，王大中才獲赦免，改為徒刑。
民國55年12月2日，白崇禧先生過世時，那時我隱名王雲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塊的奠儀，其家人不知我是誰。
王大中在廣場等候宣判時，另有一群被執者同時一起豁免，這也是個集體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數大概不少。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記載：基隆市民朱麗水，二十一歲，被抓進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監禁：
基隆市警察局當時有十多間「牢房」，每天晚上都約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後聽到一陣槍聲，出去的人就沒有再回來。直至白崇禧來台後，我們才被放出來，我釋放後未曾再被找過麻煩。
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民國37年（1948）2月，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經蔣中正批示，「姑准如擬辦理」。這份重要文件現存國史館。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親的命令而減刑或釋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姊姊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訪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廣西同鄉，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父親關係密切，父親晚年，粟明德經常陪伴父親聊天，談話中，父親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證實了我的看法：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1966年12月2日，父親心臟病突發歸真，追悼會上來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許多台籍人士扶老攜幼前來追念父親。大部分人與我們並不相識，由他們眾多輓聯、輓詩看來，他們都藉此表達感念父親在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留下的恩澤。台灣書法家、櫟社成員莊幼岳先生的輓聯可作代表：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下）

廖芸婕

【二二八專題】背過身之前——請寬容他們的怯懦


【廖芸婕／文字工作者】
母校創校校長「蔣公」銅像被學生噴上「威權遺害」、 「歷史兇手」，隔天，我在小飯館，聽見一對夫婦討論現在的年輕人自我膨脹，不倫不類。與此同時，不少年輕人則在網路上譏諷：噴蔣介石像有啥用？與其私下處置沒生命的東西，不如學學烏克蘭，來場更荷槍實彈、轟轟烈烈的鬥爭！

年輕一輩所擁有的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許多走過沉重恐懼時代的人們，早已崩潰於失智、精神病邊緣，或者懂得明哲保身，除非在更多的寬容與體貼下，重新開始信任。（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假如，這樣的長輩和這樣的年輕人住在同一屋簷下，討論到某些議題，難免話不投機半句多。大的覺得小的吃飽太閒，管好自己就好，管啥國家大事，尤其「管啥政治」！小的覺得大的腦瓜子陳腐，而如果他們是同一家人，很可能在成年後，滿腔理想、熱血的孩子，便決意與家人走上陌路──事實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你到底在怕什麼？」將自由、人權奉為一生信仰，視之理所當然的年輕人，滿腹疑問。「就是有你這樣的人，台灣才變成這樣！」 然而，台灣不是「一直這樣」。他們可能也不是一直這樣。讓我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變成這樣的，是那些他們親眼看見我們來不及看見的──台灣曾經是什麼樣，家庭曾經是什麼樣，卻居然能夠被撕扯、蹂躪、折磨成什麼樣。 ●害怕一不小心就碰觸到禁忌 我也曾經疑惑，據理力爭不是正義之舉嗎？質疑權威不是人人皆可嗎？生命中有許多對我而言的天經地義，奶奶總叮嚀：妳要知道妳有幾兩重。年輕的我摸不透這句話背後真義。好比一些尋常的瑣事，巷尾那間開了六十多年的麻糬店，近幾年味道變了不少，家人懷疑偷工減料，我說，下次我去買時跟他反映，說口感怎麼軟了。 奶奶一聽大驚：「欉啥嘎郎共啦？（幹嘛跟人家講啦？）她說妳這樣子不對，人家要怎麼做生意？」我不明白她的恐懼，說我會趁沒有其他客人的時候講啊，和對方反應一方面是為了消費者的權益，一方面也是給對方澄清的機會，再自然不過。奶奶說，以後不去買就是了，不要去給人家「鬧」。可是，家人都愛吃啊，愛吃卻又遺憾它變得難吃，當然要反映。我埋怨奶奶鄉愿，又心疼她不願令人難堪的體貼。又或者說那是一種恐懼，少惹是非。 更令我困惑的是，時常看似親密、熱情、好客的傳統社會，原來如此脆弱。寧可放棄心平氣和溝通的機會，輕易而乾脆地就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井水不犯河水。講真話、講理直氣壯的話、講出許多人講不出的話，於我曾是幾近原則性的必然，甚至是毋需思考的反射性動作。 直到有一個月，我漸漸明白了她這一生走得多麼苦痛。才明白，生命，並不是對任何人來說都充滿價值與意義的。活著，亦非然。有時少事比多事好，平安就是福。 那種不得不低調的恐懼，尤其蔓延在走過日治末期直到解嚴那四、五十年。經歷「不能說的禁忌」—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摧殘—，太多的少男、少女已從原本閃耀著活潑、正向、積極、充滿信念的青春年華，被迫遁入一段消極、失去信念的人生循環。 《自由之心》正好在此時上映，我意外獲得兩張特映券，昨天進了電影院。即使極其煽情、尚未追根究柢及詳述考據、流於點燃表面情緒，它仍然觸動了在場包含我的許多人。在這樣的時代，故事本身被調侃為「政治正確」而獲獎無數，但也激起許多人權意識。影片看似19世紀的久遠故事，但此刻真正令我難受的是：　一、這樣的故事持續發生在世界各地，不限種族國籍，且至今仍然進行著。
　二、走過那段的人呢？他該怎麼去面對？ 當主角終返紐約與家人重逢，他忍住內心的煎熬說：我道歉，我看起來糟糕狼狽。對不起。原諒我。折人心碎的是，他扭曲的帽沿透露著他已經難以適應整體環境，另一個龐大的壓力才正開始，他要怎麼重新開始原本的生活？現在，他仍是那個尚未被綁架、被迫淪為奴隸前，家人認識的他嗎？ 整部影片沒有提到他已做了「12年」的奴隸，只能從英文電影片名《12 Years A Slave》中取得參照。此刻的他，已不是起初嚷嚷：「我不要苟且偷生，我要自由生活！（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的那個男子。他低聲下氣，他斥責夥伴哀慟自己兒女，他看著身邊人被處死，他為惡毒的主人執鞭。當有人伸出援手時，他畏懼回答：「我不敢說，先生。」 細看才知那是多麼摧殘人的12年，在棉花田裡，轉身白首易紅顏。 倘若比12年更多呢？ ●倖存者噤若寒蟬，依然受盡折磨 日前讀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阮美姝講她那思念亡夫的母親。阮父亡後，阮母屢屢想自殺，但為了孩子努力克制。下定決心自殺的那一天，她請求子女幫她在睡覺時綁住手腳，以免晚上不自覺拿藥吃，天亮再幫忙解開，讓她如廁。一日，阮母突然說：「我好愛你爸爸，妳知道嗎，我每天都想你爸爸......。」語畢，變成了植物人。臨別那一段話，阮母忍了45年。 白色恐怖受難家屬黃春蘭寫她那失智的母親。黃父被槍決，黃母深怕家人受牽連，心事一輩子壓在心底，全家人都不知道。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做「戶口調查」，母親隨身帶個包包，放一張證件備查。失智後，黃母什麼都忘了，卻還記得恐懼。她每天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直到四個角都磨花了、證件都被折爛了，她反覆說：「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捉去關。」直到父亡後56年，她才去世。 導演萬仁的《超級大國民》有一幕，男主角探望從綠島出來的老友，卻見他始終戴著耳機不語。原來，這位教授不相信台灣已經解嚴，常說腦袋裡被政府植入了電子偵測器，如果想到政治，政府就會再把他抓去關，所以天天聽著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歌曲洗腦。劇末，男主角終於在六張犁的亂葬崗裡翻出老友的牌位，痛哭失聲。那個亂葬崗，被遺忘了40多年才被發現。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而活著的人，命運也並沒有比較順遂，活著，便仍無法解開那套住的結。 ●被扭曲的心靈及破碎的信任感，必須長時間復原 這讓今日我們所享有的空氣顯得可貴，可以在蔣介石的腿上噴漆而不 憂懼入牢，可以在公眾場域大放厥詞而不擔心被拷打，可以盡心汲取知識不擔心被處決。但若年輕的我們，僅以「瘋子」、「精神病」、「老頑固」稱呼那些走不出苦痛而仍陷其中的上一代，便使我們的智識顯得輕薄而虛妄，因為今日的一切，都非理所當然。 而那些曾真正飽嚐生命冷暖，曾經歷性命交關，曾以為可以放膽一搏、卻發現身邊重視的人因自己意氣風發的理想而墜入深淵、傾頹、喪亡的人們，他們被迫學會低頭，告訴我們，要明哲保身，要少碰政治。聽來懦弱，但是，要他們重新信任這個國家，願意接納年輕一輩的「豁出去」，需要重新建立多少勇氣？我們都知道，信任的建立很難，坍塌很容易。 也正是這些，使得《自由之心》布萊德彼特的出場，滔滔不絕地講述正義云云，顯得唐突而突兀，甚至殘忍。他一向自由，不喜壓抑，也沒有太多他真正重視、或完全需要他的人。如同自由、活躍而年輕的我們，也非得經由溫習往事中的每一則故事，才能理解時代的重量，並非由這塊土地所承載，而是更精確地，由一個、一個的生靈，和命定於這塊土地的一個、一個人所被迫承載。 這些人，只能「掙扎而存活」，而非「自由地生活」。整整四、五十年的光陰，整個台灣的心靈被扭曲了，台灣的菁英也被大量滅殺了。在年輕的我們與長輩們背過身去，大聲嚷嚷著為何你如此現實、為何你不懂我的理想之前，也許可以想像，若我們早生個幾十年，遇上這樣的時代，在奮力一搏後，如果反倒在那些屍骨中，看見我們最最重視、珍愛的人，我們會如何選擇？我們是否仍毫無恐懼地相信下一代？ 因此，請為走過恐懼時代的他們寬容一些，對他／她所謂的怯懦、失智與精神分裂寬容一些。因為，我們之所以能從一開始，就毫無所懼地自由，是經歷多少人前仆後繼地用血與性命與之交關。他們眼睜睜看見太多，便以為能保護我們，卻也換來我們的不諒解。 如果能，在轉身之前，請找到一個平衡點。別忘了寬容，當然也沒忘了把握至今仍擁有的自由，持續勇敢地批判、懷疑、行動與詰問。
※延伸閱讀》
‧孫文與台灣
‧我喜歡這樣想你
‧葉虹靈：記憶另一起二二八的責任=============================================================
◎作者簡介╱廖芸婕：
出生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曾任中央社、蘋果日報記者，獲李政育新聞獎、中央社新聞獎。2011年末放逐新聞工作的身分，開始沒有名字、沒有頭銜、沒有設限的多國背包窮遊。捨不得的棲息地有台灣、佔據學生時代克難但動人的山林歲月、原住民部落。 以一個女孩子獨行各國的故事，完成著作《獨行在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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