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

許知遠／歷史的情緒 【聯合報╱許知遠】 2014.06.05 02:04 am   「當身體內的本能開始，一切理論都破碎了」。阿諾德．勳伯格曾說。這位維也納的作曲家正嘗試把音樂從多年對和諧、秩序的推崇中解放出來，讓它變調、令人不安。我在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The War that ended Peace》讀到這個片段。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與芭芭拉．塔奇曼五十年前的《八月炮火》一樣，它們都試圖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起，都用歷史來回應了即將到來的危機，也都是女歷史學家撰寫，似乎女人更能超然的理解戰爭的邏輯。據說ＪＦＫ（甘迺迪）正是閱讀了《八月炮火》才在古巴危機中保持了克制，與蘇聯的對抗沒有升級。 那麼此刻，在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周年之際，最應迫切閱讀麥克米倫的是亞洲的領導人。一股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興起，一群強硬派的領導人已經崛起，他們都聲稱要打破各自國家的傳統，以更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二○一四年的亞洲似乎讓人想起一九一四年時的歐洲。一百年前，很少有人意識到大戰會爆發—人們普遍相信密切複雜的貿易聯繫已使戰爭成為被淘汰之物，更無法預料它會如此慘烈、如此漫長—軍方認定現代戰爭是高效的，它會迅速結束。 類比固然不可靠，它忽略了具體的很多因素，也將複雜的歷史邏輯簡單化。不過，此刻的亞洲，不管中國、日本、印度還是菲律賓、越南，都應該從一百年前的悲劇中獲得些東西。儘管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充滿了傑出頭腦、強人，但一旦戰爭機器啟動，就似乎沒人能讓它停下來。而此刻的亞洲各國領導人，都在用戰爭來催化民族情緒，動員社會，他們似乎都相信他們的言辭，不管多麼激烈，都不會超出他們掌握。但歷史一再證明，這種自信的荒唐。 對我來說，這本新書中最迷人的章節來自第九章《他們在想什麼？希望、恐懼、觀念與未言明的假設》。作者追溯了一九一四年前的歐洲社會的情緒。其中一種顯著的特徵是對「非理性的崇拜」。勳伯格的感慨，與畢卡索的繪畫、伯格森的哲學一樣，既代表了這個時代、也定義了這個時代。在藝術與思想領域，這種情緒鼓舞了世界歷史上最富創造性的時代，但當它進入政治與社會實踐時，又導致了巨大的災難—人們希望通過戰爭來自我更新、自我實現。 或許亞洲的民族衝突仍停留在言辭上，我不瞭解日本、越南、菲律賓這些國家的真實情緒。但在中國內部，你的確感到一些東西正在變化。一種無法言明的失控感已經湧來。它既表現在政權內部的劇烈鬥爭，也表現在中國與既有世界秩序的衝突上，它還表現它內部區域的緊張感。同時，這種失控感也伴隨著中國繼續增長的國家實力，它們混合成一種奇特的味道。它躁動不安，需要一種釋放。這釋放可能因既有的秩序的瓦解到來，也可能因一場對外衝突而發生。 在這個時刻，所有的理性分析可能都顯得無用，偶然性再度占據了上風，個人的、集體的、歷史的本能反應可能支配我們的未來。 這也是我第一次強烈的感受到歷史的情緒。比起一九八九年（那時我太幼稚，尚不明所以），或是二○○一年的9/11（那仍是他人的歷史），此刻的中國更與我個人相關。我深感焦慮與茫然，不知歷史終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作者為北京作家） 晚明情緒在香港

【聯合報╱許知遠】 2014.01.06 02:32 am

不止一次，他說起張岱。這晚明人物，前半生縱情聲色，盡享王朝末世的鬆弛、頹敗與富足。那也是一種創造性的頹敗。在政治的腐朽下，是物質與文化的異常繁盛。張岱不是最傑出的，卻可能是最令人感慨的。因為他「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骨董，好花鳥」的多元興趣，因為他的精緻感受力，令他成為這一時盛景的記錄者。然後，他目睹明朝滅亡、山河破碎，個人生活則陷入極端的落魄，成為新時代的遺民，而他在這落魄中頑固的書寫歷史，他不僅要詳盡書寫那個消失的前朝，還要探究其衰敗的原因。 對他而言，張岱不僅因為歷史與審美上的個人興趣，或許也映射出他這一代香港人的困境。 他出生於一九六○年代初的香港。他就讀的新亞書院正是南下的文人錢穆與唐君毅所創辦，他們要在中國陷入紅色風暴時頑固的保持他們認定的中國傳統。這中國情懷塑造了他這樣的學生，所以在命運懸而未決的一九八○年代初的香港，他們喊出「民主回歸」的口號。在香港人普遍的「主權換治權」的情緒中，他們是一小群異端。 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激起了他熱烈的情緒，也令他陷入了深深的幻滅。他們這一代剛剛建立起來的中國熱情，就這樣被挫敗。之後，他把熱情投入香港的民主活動—倘若中國不可改變，那就建設一個理想的香港。 他曾是民主黨中的少壯派，也是九○年代媒體市場中的未來之星。我十年前認識他時，正是他個人與香港的一個轉折時刻。他因對於新聞自由的堅持，與幾位同道離開商業電台，也在這一年，五十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廿三條。中國的影響正在湧來，香港發現自己仍不能主宰自身的命運。 接下來的十年中，他離開媒體，進入政府，然後帶著更多的失望離開。他重操媒體舊業。他與朋友創辦的網路媒體迅速成為香港輿論的制定者。香港正處於一個巨大的思想與價值混亂中，香港內部、中港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他的網路媒體成為這種辯論的風向標。 但壓力再度湧來。他的媒體不僅分析、評判香港，還試圖去呈現中國的內部困境，西藏僧人的自焚、新疆的暴力、還有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履歷，都是他們的報導對象。這引發了不安，也招致了報復。在香港經濟日益淪為中國附庸之時，再少有本地金主敢於支持這樣的獨立聲音，他的新事業馬上就遭遇到財政困境。 我們在他北角的家中喝山西釀造的紅酒，桌上擺著西班牙的火腿、雪梨，還有他在尼伯爾嘗試的印染。他是個多才多藝之人，也是個旅行與美食的愛戀者。這一年長期被他的政治與思想主張所掩飾，似乎都湧現出來。這可能也是他不斷提起張岱的緣由。 張岱面對著不可抗拒的清帝國的興起，他唯有躲藏入自己的記憶中，變成新時代的遺民。而我的朋友，他多少認定這個紅色的中華帝國的再度崛起，將吞噬香港在過去一百年意外獲得的獨立與自由，而他們所繼承的也正是從張岱到錢穆以來的遺民命運。 我朋友的感受，可能只是一時的挫敗情緒，他最終還是會應對這挑戰，並激發起新的抗爭精神。但它也可能是無法逃避的歷史命運的前奏，這共產黨中國真的變成了一個長期持續的野蠻帝國。對台北到香港而言，南宋與晚明的類比並不準確，卻提供一個有趣的歷史維度。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