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日，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先生在《聯合報》「名人堂」專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台灣往何處去〉，該文很愷切地指出：「如果我們的經濟還是這樣悶下去、還是走卅年來的簡單代工老路線、還是不加強創新研發的能量、還是以『減稅嘉惠人民』去糊弄社會」，「那麼我們的經濟實力必將逐年流失，而後代子孫的政治選項也必然受到限縮」。
接著，朱主委又說：「在全球化時代，拚經濟幾乎必然是世界性的，現在韓越中印都相繼甦醒、大步向前」，「故台灣不只要做對、還得要做得比競爭國要好、要快，才可成功」。
朱主委說得一點都不錯。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台灣要想參與這場世界性的競爭，朱主委主管的國科會是不是也該採取一些更積極的行動？舉個例子說罷，今年10月8日，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上發表的1篇文章指出：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大老」，30幾年前在國外時，作了一項實驗，在《自然》上發表了1篇4頁的論文，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論文發表後，他便到處吹噓，宣稱《自然》的「衝擊指數」有多高多高，後來他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可是，他在國外指導過的1位學生，回到國內後，從各種不同角度，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但這位「大老」對學生的嚴肅質疑，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這位學界「大老」從事研究時，走的正是套用西方研究典範的「代工路線」。長久以來，諸如此類的「代工型」研究，國內真是多得不勝枚舉。然而，因為這位「大老」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所以有許多同行學者跟著耗用大量資源、時間和精力，從事後續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大老」的「重大發現」。可是，對於學術界同儕的質疑，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以前教過他「實驗設計」的一位資深教授因此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研究方向，對後續研究者造成的傷害，就算用兩倍以上的精力，都無法彌補」。
朱主委在文章中問道：每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當我們花了大比例的能量」在爭執內部議題時，「我們又何嘗有餘力跟上世界競爭的邏輯？」
這個質問鏗鏘有力。我想請教朱主委的是：當我們的學術界耗用「大比例的能量」，在套用西方研究典範，製造一堆「垃圾論文」時，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內耗」？如果我們的研究生訓練都採取這種模式，我們的經濟發展又如何可能跳脫「代工路線」？這位「大老」的學生、同事和老師都先後對他的「研究發現」提出質疑，這位「大老」卻置之不理，這算不算是研究倫理的問題？對於研究倫理的問題，國科會可以裝聾作啞嗎？
朱主委在其大作中，非常正確地指出：「個別人物的主觀期待或分析，頂多只是遊說人民的劇本」。台灣的政治領袖太在意「自己的政治劇本擴散給多少現在的選民」，而忽略了「未來世代的人民是否還有比現在更寬廣的政治選擇的實力」。
朱先生身為國科會主委，當然也是台灣主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在我看來，在建立「實質評鑑」制度，端正研究倫理，以提高台灣研發能量方面，國科會還有許多尚待著墨之處。朱主委不在這方面多用心，不思考如何鏟除「跟屁型」的「爛研究」，反倒在「簡單代工路線」的「悶經濟」上作文章，這是不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政治劇本」呢？這種「吃碗內，看碗外」的作法，能帶給台灣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民會因此而有「更寬廣的政治選擇實力」嗎？（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接著，朱主委又說：「在全球化時代，拚經濟幾乎必然是世界性的，現在韓越中印都相繼甦醒、大步向前」，「故台灣不只要做對、還得要做得比競爭國要好、要快，才可成功」。
朱主委說得一點都不錯。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台灣要想參與這場世界性的競爭，朱主委主管的國科會是不是也該採取一些更積極的行動？舉個例子說罷，今年10月8日，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上發表的1篇文章指出：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大老」，30幾年前在國外時，作了一項實驗，在《自然》上發表了1篇4頁的論文，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論文發表後，他便到處吹噓，宣稱《自然》的「衝擊指數」有多高多高，後來他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可是，他在國外指導過的1位學生，回到國內後，從各種不同角度，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但這位「大老」對學生的嚴肅質疑，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這位學界「大老」從事研究時，走的正是套用西方研究典範的「代工路線」。長久以來，諸如此類的「代工型」研究，國內真是多得不勝枚舉。然而，因為這位「大老」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所以有許多同行學者跟著耗用大量資源、時間和精力，從事後續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大老」的「重大發現」。可是，對於學術界同儕的質疑，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以前教過他「實驗設計」的一位資深教授因此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研究方向，對後續研究者造成的傷害，就算用兩倍以上的精力，都無法彌補」。
朱主委在文章中問道：每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當我們花了大比例的能量」在爭執內部議題時，「我們又何嘗有餘力跟上世界競爭的邏輯？」
這個質問鏗鏘有力。我想請教朱主委的是：當我們的學術界耗用「大比例的能量」，在套用西方研究典範，製造一堆「垃圾論文」時，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內耗」？如果我們的研究生訓練都採取這種模式，我們的經濟發展又如何可能跳脫「代工路線」？這位「大老」的學生、同事和老師都先後對他的「研究發現」提出質疑，這位「大老」卻置之不理，這算不算是研究倫理的問題？對於研究倫理的問題，國科會可以裝聾作啞嗎？
朱主委在其大作中，非常正確地指出：「個別人物的主觀期待或分析，頂多只是遊說人民的劇本」。台灣的政治領袖太在意「自己的政治劇本擴散給多少現在的選民」，而忽略了「未來世代的人民是否還有比現在更寬廣的政治選擇的實力」。
朱先生身為國科會主委，當然也是台灣主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在我看來，在建立「實質評鑑」制度，端正研究倫理，以提高台灣研發能量方面，國科會還有許多尚待著墨之處。朱主委不在這方面多用心，不思考如何鏟除「跟屁型」的「爛研究」，反倒在「簡單代工路線」的「悶經濟」上作文章，這是不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政治劇本」呢？這種「吃碗內，看碗外」的作法，能帶給台灣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民會因此而有「更寬廣的政治選擇實力」嗎？（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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