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統獨激化，犧牲三千萬人贏得的台灣光復已逐漸淡出台灣人記憶，一年一度的台灣光復節將屆，分離主義論者假擬「原住民主體」將本土文化無限上綱神格化，將中國文化打成「殖民文化」，在文化核心要素的文學方面，以是否具有台灣意識為檢驗是否為台灣文學的唯一標準。
彭瑞金稱：「只要在作品裏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植根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因之有些作家並非出生於這塊地域上，或者是因故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只要他們的作品裏和這塊土地建立存亡與共的共識，他的喜怒哀樂緊繫這塊土地的震動旋律，我們便可將之納入『台灣文學』的陣營；反之，有人生於斯、長於斯，在意識上並不認同這塊土地，並不關愛這裏的人民，自行隔絕於這塊土地人民的生息之外，即使台灣文學具有最朗廓的胸懷也包容不了他」。
但是回顧台灣日據初期歷史，尤其是1895年的乙未之變，台灣忠義之士，浴血抗日，九死一生，隱姓埋名，賦詩以記巨變滄桑。許多台灣文士泛藉詩歌表達割台亡國的悲歌、表達對亡國之民顛沛流離苦難的關懷。
斯時，「台灣文學」無論是文言詩詞之古典文學，抑或白話文之新文學，其主要內涵都是國仇家恨，眷懷故國，傷時感世，憂國憂民，體現對祖國的至深認同。例如，《臺海思慟錄》作者思痛子云「蓋生於臺，長於臺，身受臺之創鉅痛深，親見臺之同遭蹂躪而痛定思痛也」。《瀛海偕亡記》作者洪棄生身居棄地台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滄海遺民賸稿》作者王松亦以「滄海遺民」自居，認同故國中國。
日據中期，即使台灣被日本殖民了20、30年，台灣人仍視中國為祖國，視「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1923年，黃呈聰不但明言「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並稱「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
1925年，倡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張我軍就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至於斯時台灣的新舊文學論爭，連日本學者河原功也視該爭論「是要保持和繼承中國文化，啟蒙台灣文化」。
整個日據時期，在昔日大清漢文教化的深遠影響下，中國詩詞與古典文學曾維繫著台灣同胞對祖國的認同。是時，日本當局欲藉詩社籠絡台灣仕紳菁英，仕紳則藉詩社活動以保存漢文化，故詩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台灣著名客家作家吳濁流稱「當時的文士們，雖然對於擊缽聯吟心存鄙視，但是在異族鐵蹄下想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不得不提倡詩社聯吟，借以鼓吹青年學子學習祖國文化，其用心之良苦，真可以說是『無淚可揮惟說詩』」。
文學與國族認同息息相關，日本當局豈非不知，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台灣與中國大陸進入戰爭的敵對狀態。
此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已經40年，台灣社會仍然相當的中國化，台灣人在感性的認同上不但未視大陸為敵國，反而視大陸為祖國。因此，日本當局最終按捺不住，乃以激烈手段鋪天蓋地的對台灣同胞推行國族認同日本化的「皇民化運動」，其中之一的措施就是禁止台灣人以中文發表文學作品。
日本人尾崎秀樹就明言「（1937年以後）使用中文發表作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文學作品只能用日文發表」。日據末期，日帝甚至以國家機器暴力脅迫舉辦「大東亞文學會議」，惟如今已風流雲散。（作者為大學教授）
彭瑞金稱：「只要在作品裏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植根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因之有些作家並非出生於這塊地域上，或者是因故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只要他們的作品裏和這塊土地建立存亡與共的共識，他的喜怒哀樂緊繫這塊土地的震動旋律，我們便可將之納入『台灣文學』的陣營；反之，有人生於斯、長於斯，在意識上並不認同這塊土地，並不關愛這裏的人民，自行隔絕於這塊土地人民的生息之外，即使台灣文學具有最朗廓的胸懷也包容不了他」。
但是回顧台灣日據初期歷史，尤其是1895年的乙未之變，台灣忠義之士，浴血抗日，九死一生，隱姓埋名，賦詩以記巨變滄桑。許多台灣文士泛藉詩歌表達割台亡國的悲歌、表達對亡國之民顛沛流離苦難的關懷。
斯時，「台灣文學」無論是文言詩詞之古典文學，抑或白話文之新文學，其主要內涵都是國仇家恨，眷懷故國，傷時感世，憂國憂民，體現對祖國的至深認同。例如，《臺海思慟錄》作者思痛子云「蓋生於臺，長於臺，身受臺之創鉅痛深，親見臺之同遭蹂躪而痛定思痛也」。《瀛海偕亡記》作者洪棄生身居棄地台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滄海遺民賸稿》作者王松亦以「滄海遺民」自居，認同故國中國。
日據中期，即使台灣被日本殖民了20、30年，台灣人仍視中國為祖國，視「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1923年，黃呈聰不但明言「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並稱「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
1925年，倡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張我軍就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至於斯時台灣的新舊文學論爭，連日本學者河原功也視該爭論「是要保持和繼承中國文化，啟蒙台灣文化」。
整個日據時期，在昔日大清漢文教化的深遠影響下，中國詩詞與古典文學曾維繫著台灣同胞對祖國的認同。是時，日本當局欲藉詩社籠絡台灣仕紳菁英，仕紳則藉詩社活動以保存漢文化，故詩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台灣著名客家作家吳濁流稱「當時的文士們，雖然對於擊缽聯吟心存鄙視，但是在異族鐵蹄下想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不得不提倡詩社聯吟，借以鼓吹青年學子學習祖國文化，其用心之良苦，真可以說是『無淚可揮惟說詩』」。
文學與國族認同息息相關，日本當局豈非不知，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台灣與中國大陸進入戰爭的敵對狀態。
此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已經40年，台灣社會仍然相當的中國化，台灣人在感性的認同上不但未視大陸為敵國，反而視大陸為祖國。因此，日本當局最終按捺不住，乃以激烈手段鋪天蓋地的對台灣同胞推行國族認同日本化的「皇民化運動」，其中之一的措施就是禁止台灣人以中文發表文學作品。
日本人尾崎秀樹就明言「（1937年以後）使用中文發表作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文學作品只能用日文發表」。日據末期，日帝甚至以國家機器暴力脅迫舉辦「大東亞文學會議」，惟如今已風流雲散。（作者為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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