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楊造南方朔

資深媒體人、政治評論家南方朔(本名王杏慶)於9日離世,享壽78歲。南方朔曾擔任記者、參與創立《新新聞》雜誌,生前關心時政,經常在各大媒體發表專欄針貶時事。

南方朔1946年生,台大森林系、森林研究所畢業、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結業,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專欄組主任、副總編輯、主筆,1987年與王健壯、司馬文武、周天瑞等人共創《新新聞》雜誌。

媒體人陳浩昨(10日)在臉書發文「慟!王杏慶(南方朔)兄已於6月9日下午1時45分安祥離世。」他接受《中央社》電訪透露,9日已到南方朔的靈堂致意,對於南方朔的離世,他和許多友人一樣驚訝與惋惜。

同為政治評論家的楊照也發文哀悼,回憶南方朔生前嗜書如命、大量閱讀,曾在台灣媒體、文化、出版各領域有著近乎無所不在的能見度。楊照認為,南方朔反映了當時那個從根本對知識好奇與尊重的年代,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台灣,然而隨著時大變遷,影音逐漸侵蝕了文字的作用,楊照感慨「那樣的時代,現在也消逝了吧?」

專欄作家蔡其達也發文形容南方朔「是那年代點燃生命燭火的普羅米修斯,我等都聚於他身側,歷史誌記永不滅。」



筆名南方朔的新新聞創辦人王杏慶9日下午辭世,享壽78歲。對此,作家楊照透過臉書發文緬懷,自己所看到、所理解的,是南方朔孜孜矻矻大量地為台灣這個社會讀書,樂此不疲,南方朔和學院裡以讀書為業的人不一樣,他們讀書是為了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教學,南方朔卻完全靠自己買一般大眾不會讀、讀不懂的書籍、雜誌,認真閱讀之後寫成文章換來微薄的稿費,然後才能再去買更多書籍、雜誌,這樣費心傳播知識,自己讀了更多的書,又替社會介紹更多的書,應該得到敬意、乃至感謝。

楊照表示,曾經在台灣媒體、文化、出版各領域有著近乎無所不在能見度的南方朔,過去十年突然從大家眼前與意識中消失了,南方朔是個豐富的人,而他的豐富不是個人的現象,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台灣。楊照提到,「我認識一個願意勉強自己,每2周固定在電台節目接受我連線訪問討論新聞的南方朔,我知道他有多勉強,他擁有一支快筆,文章可以下筆立就,但相對地他從來不擅長口語表達,他有微微口吃,所以他說話一般不講長句子,很容易急起來就冒出因簡省而突兀的講法,其實並不見得符合他真正的意思,這一部份,他屬於過去的那個時代,文字仍然是最主要的訊息傳播工具,尤其是嚴肅且細緻、重要且複雜的訊息,大家習慣依賴、信賴文字。」

憶起與南方朔相處過程 楊照對他讚譽有加

楊照指出,到了新的時代,影音逐漸侵蝕了文字的作用,使得文字與口語能力有著高度落差的南方朔,受到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限制。不過楊照提到,他衷心相信南方朔的新聞分析,尤其南方朔在政治、社會領域的理論視野,就算透過有點結巴、不是那麼流暢有利的口語陳述,都還是比一般電台或電視上播放的說詞要有內容多了。

楊照回憶起與南方朔的相處過程表示:「我衷心相信,應該要有人願意付出努力抗拒撲天罩地而來的膚淺、庸俗評論,為提供更深刻、更有思想根柢的意見,留一點空間。我反覆跟南方朔灌輸這個想法,最終竟然得到他的首肯來上電台節目,讓當時我主持的節目成為唯一一個能聽到南方朔即時分析新聞的地方。他總是在電話那頭接受訪問,我和節目企製多次找各種理由邀他到現場,他終究還是沒有來,因而和我連線了幾十次,他都等於是義務幫忙,甚至連一點微薄的節目車馬費都沒有領過。又因此他第1次中風,我是除了他家人最早知道消息的。那天中午排定了他要連線上節目,卻早上起床就覺得一條腿動不了,要出門就醫時,他還顧及自己不用手機,先撥電話到電台告知我們。」

楊照:我所看到的南方朔孜孜矻矻為台灣社會讀書,樂此不疲

楊照續指,南方朔從來沒有出國留學,但靠著持續閱讀英文書籍,培養了應該比大部分在美國拿到博士,在學院裡教書的教授們更快速也更準確的英文閱讀能力,他讀得快、讀得多,然後又有能力可以快速消化將讀來的內容寫成文章,有一度,講到南方朔,就有了一種輕蔑的Cheap shot式攻擊,不管他寫什麼,甚至不用讀他到底寫了什麼,反正就說「他都是抄書抄來的!」楊照表示,那時候他總是替對方打抱不平,有一部份是因為他認真讀過許多南方朔寫的文章。

楊照提到,南方朔文章內容有很多是從各種主要是英文的書籍和報刊中改寫而來的,不過,一來南方朔總是在行文中,會將改寫來歷出處的作者與書名列出來,二來,這些說他「抄書」的人自己可曾費過工夫試著去抄抄看嗎?要涉獵、消化那麼多不同的書籍、篇章,再轉寫成中文讀者能夠方便吸收的文字,有那麼容易?還有,那些自己不抄書的人,難道就曾經寫過、貢獻過什麼具有原創性的內容了?「我所看到、我所理解的,是南方朔孜孜矻矻大量地為台灣這個社會讀書,樂此不疲」。楊照強調,南方朔和學院裡以讀書為業的人不一樣,他們讀書是為了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教學,而且他們領了機構提供的薪水讀書,還能有公共資源給他們買書,甚至讓他們請助理幫忙讀書,南方朔卻完全靠自己買一般大眾不會讀、讀不懂的書籍、雜誌,認真閱讀之後寫成文章換來微薄的稿費,然後才能再去買更多書籍、雜誌,「他這樣費心傳播知識,自己讀了更多的書,又替社會介紹更多的書,應該得到敬意、乃至感謝吧!當然,他能在台灣寫那麼多文章,又反映了那個時代,就算有那些酸言酸語,畢竟社會還是重視知識,尤其是外來的知識,還是有著根本對知識的好奇與尊重。那樣的時代,現在也消逝了吧?」



故事與新聞/政治專業的價值 【聯合報╱楊照】 2012.10.04 03:41 am 政治也是一門專業,也應該適用社會分工交易的基本原則…… 南方大儒者陳良的弟子陳相、陳辛兄弟,老師死後去到滕國,在那裡遇到了宣揚「為神農之言」的許行。陳相聽了許行傳述的「農家」道理,大為悅服,轉而拜倒在許行門下。當時在滕國,剛好有另外一位大儒者孟子,而且孟子對國君滕文公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陳相就跑去找孟子,意圖說服他也支持「農家」的立場。 「農家」的立場是什麼呢?陳相對孟子說:「滕文公是個賢君,但卻不了解根本道理。真正的賢君應該和人民一起耕種,準備自己的食物。現在滕國國君擁有收藏穀物獵物寶物等各式東西的倉庫,那就等於是剝削人民的生產來供養自己,怎麼算得上是真正的賢君呢?」 孟子聽了,就問陳相:「許行許先生都自己下田吃自己種的東西?」陳相回答:「是的。」孟子再問:「那許先生都穿自己織布做的衣服?」「不,許先生穿很簡單的衣服。」孟子再問:「那許先生戴帽子嗎?」「當然戴。」孟子再問:「戴什麼樣的帽子?」「白色、最簡單的帽子。」孟子再問:「他自己編織的?」「不,是拿穀子去換來的。」孟子再問:「許先生為什麼不自己編織呢?」「因為那樣會妨礙他耕田啊!」孟子再問:「許先生煮飯要用到鍋子嗎?耕田要用到鐵製工具嗎?」「那當然。」孟子再問:「鍋子和工具是自己打的?」「不,是拿穀子去換來的。」 一連串的問答,其實已經表白了孟子的立場,也暴露了許行這種立場的矛盾之處。孟子接著再用一連串的問題把它講得更清楚:「拿穀子去換用具,不算是剝削做工具的人,做工具的人也用他們做的工具換穀子,難道就叫剝削農夫嗎?許先生幹嘛不事事都自己做,樣樣都自己生產?幹嘛忙著跟各種工匠交換,許先生不嫌煩嗎?」 陳相只能回答:「沒有辦法一邊耕田一邊又生產這些東西。」 「那麼難道就只有治理人民這件事,是可以一邊耕田一邊做的嗎?」 這就是陳相、許行、「農家」最根本的矛盾,最不合道理的地方。用現代語言說,他們忽略了政治也是一門專業,也應該適用社會分工交易的基本原則。國君倉庫裡的東西,是他用政治專業工作,去跟農人、百工換來的,不是不勞而獲。我們可以討論交換的比例該如何安排,卻不能否定政治專業存在的價值,叫國君放棄他的管理工作,去當農夫。 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不能、不願接受政治作為一種專業的邏輯。馬英九總統領國家薪水存了多少錢,沒什麼好計較好討論的,那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職位給予他的報酬。沒有這樣的報酬,為什麼他要付出這樣的心力?只想要把政府官員的薪水一直壓低,我們又怎麼能期待找到稱職的人才? 重點不在看錢的多寡、存款增加的速度,而是回到社會分工的原則上,去檢驗專業表現,至少訂定出衡量政治專業表現的合理標準,不此之圖,只紛紛囂囂於討論存款,刺激一種政治人物不能有錢的民粹氣氛,那是對政治專業的破壞,難道我們真的希望將來都是由願意領22K的人來當我們的政府首長嗎?


 
故事與新聞/放榜了,只能報導這種新聞嗎?
從主管機關到學院研究到社會公益智庫到媒體,台灣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提供我們可信的數據資料…… 全美國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戶,他們的孩子進入競爭最激烈的一百四十六所大學的比率,是百分之三。相對地,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戶,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孩子進入這一百四十六所大學。
過去十年內,美國的高中畢業生,單純因為經濟考量,以至於無法進入大學、或從大學休退學的學生,高達兩百五十萬人。
絕大部分美國大學都提供補助獎學金,然而出於競爭的理由,獎學金往往不是給真正家境清寒的孩子。一個中產以上的學生,展現出優異的學業潛力,很可能會有好幾家努力想要提升或維持自身排名的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甚至住宿、生活補助來爭取他入學。因而整體而言,全美收入前四分之一家戶孩子獲得大學獎學金的機會,和最後四分之一家戶孩子獲得大學獎學金的機會,幾乎相同。
但絕對不同的是,就算沒有獎學金,中產以上家戶原本就有能力讓孩子上好大學;沒有獎學金,中產以下的家戶就只能教小孩放棄上大學的想法。
這些數據資料,清楚地顯示出美國高等教育的嚴重問題,尤其是在受教權上明顯的不平等。那麼讓我們試著這樣問:在高等教育受教機會公平議題上,台灣和美國比較,是不是好一點呢?
抱歉,真實的情況是,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根本就不存在台灣可以拿來和美國數據資料比對的基礎。從主管機關到學院研究到社會公益智庫到媒體,台灣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提供我們可信的數據資料。就連一個關係到教育資源分配,又很容易調查的數據──台灣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學生的家庭收入背景比對,我們都找不到。
台灣政府長期投入公共資源培養菁英公立大學,透過甄試和考試,往往是原本就有較佳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弟,有比較好的準備,也就有比較高的機會進入這些菁英公立大學。結果他們就可以付較低的學費,分配到較多較好的教育資源。那些原本就比較匱乏的家庭,沒辦法讓子女上補習班及提供甄試協助的,結果反而要承擔較為昂貴的私立大學學費。這是從制度面我們得到的印象。
關鍵在:證據呢?沒有人能提供明確的證據來證明或否證這樣的印象,於是討論就都只能是空話。我們的媒體只會花大篇幅報導哪個高中生要出國,哪個高中生考最高分,哪個高中又有最多畢業生考上台大,或各大學系所排名如何變動。竟然沒有一家媒體願意在這個時刻分一點力氣關心社會公平、教育提供的階層流動機會問題,匪夷所思。竟然教育部可以長期不用提供這方面的資料,不用訂定相關的調整、補救政策,也都沒關係,更是匪夷所思。
【2013/08/08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