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或「轉型反正義」

平路／華勒沙與轉型正義
 聯合報 平路（作家）

一則跟抓耙仔有關的國際新聞，主角是華勒沙，人們幾乎忘記的名字。時代過去了，但在八○年代華勒沙曾是眾人仰望的英雄。他組織「團結工聯」，反抗波蘭的共產政權，那股「蘇東波」肇致蘇聯集團整個解體。一九八三年，華勒沙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共黨時期，華勒沙當選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一九九○—九五年）。新聞裡，公布消息的機構是波蘭「國家記憶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機構於一九九八年設立，蒐集納粹及蘇聯時期的資料與人權罪行。波蘭的「國家記憶局」擁有調查權，也是研究與教學中心。消息曝光前，華勒沙當過線民的說法就已經流傳多年。波蘭「國家記憶局」新取得一批一九七○到七六年的檔案，證據很充足，包含華勒沙向秘密警察領錢的簽單，並有華勒沙提供的情資及與秘密警察的見面紀錄。反共為號召的英雄，做過共產黨的抓耙仔？如今七十二歲的華勒沙真是情何以堪！他立刻為自己澄清，說從未與秘密警察合作。然而專家們多認為新取得檔案的可信度頗高。華勒沙個人的人生，某種意義上，隱喻著東歐國家扭曲與背叛的集體命運。蘇聯解體後與解體前的政府組織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成員難以解釋自己的過去，機構則亟於抹滅幫凶的歷史…與者為了合理化後來，必須翻修先前的記憶、否認自己的出身，再加上前後任政治人物的憎怨情仇，其複雜度如同發生了弒父逆倫劇的家庭關係。如今回顧，尤其看清楚人在層層欺瞞中怎麼樣寬以待己？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德裔，寫過《錫鼓》等作品）在新作中吐露年輕時參加過納粹黨衛軍，華勒沙立即高舉正義大旗（顯然忘了自己不可說的過往），要求格但斯克（Gdansk）收回頒給葛拉斯的榮譽市民（葛拉斯生在格但斯克），並以放棄自己的榮譽市民（華勒沙曾在這城市組織工會）作為要脅，他放話不願跟曾經加入納粹的人「站一起」，逼著城市要在他與葛拉斯中間二選一。哪裡有威權，哪裡就有欺瞞與背叛；日後欲蓋彌彰，愈可能做些over的事來遮掩不安。或者，華勒沙也真想把過去一筆勾銷，據說他在總統任內曾動手腳，意欲銷毀自己當線民的紀錄。台灣在大選之後，除了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引動情緒，有立委揚言將提相關法案，以法令解禁鎖住的政治檔案，種種「轉型正義」議題在社會上持續發酵。畢竟，只有把當年的人權犯行公諸於世，社會才邁向真正的和解。冤案得以重新檢視，深藏的創傷才找到療癒的起始點。事實上，「轉型正義」的意義不只平反、不只昭雪、也不只追討，台灣需要設立「國家記憶博物館」（或其他名稱）的永久性組織，蒐集與保存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重大事件的原始檔案，並詳列事件中各種犯行，而不是如往昔…總由看不見的手先行篩選，決定史料中哪部分存留、哪部分修刪、哪部分任其逸散。前面提的小說家葛拉斯坦承曾加入納粹後，他寫給格但斯克市長的一封信裡說：「隨年歲虛長，我終於找到最適當的方式及透徹的角度訴說這段經歷。」台灣的「轉型正義」正在起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歷史紀錄的保全。只要史跡俱在，隨著人權罪證重新出土，往後人們將比今天有更寬闊、透徹的角度去理解當年諸多的不正義。（作者為作家）轉型正義 莫讓台灣成「怒島」
聯合報 劉順達／教（台北市）


二○○八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以租屋方式在一間房間內破壞電視、桌椅等家具來舒緩壓力為名起家的「怒房」（Anger room），近年來生意特別興旺，已擴展至洛杉磯、紐約等其他城市，成為熱門新聞。
近日來台灣發生一連串對蔣中正銅像「噴、淋、投」破壞舉動，甚至二二八事件被害家屬在六十九周年紀念會中，直接要求馬英九總統撤除中正紀念堂等。人人喊打，彷彿台灣變成「怒島」，確實令人憂心。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立即冠上「轉型正義」之名，允諾要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予以安撫。其實，「轉型正義」在南韓歷屆政府屢見不鮮。發生於一九八○年五月，以全斗煥保安司令為首的一批軍人槍殺學生與市民約二百人的「光州事件」，後雖經南韓政府認定為「五一八民主化運動」，惟至今還有人認為是一場「暴動」。一九九三年上台的金泳三「文民政府」對盧泰愚總統處理「光州事件」不滿，認為盧對軍校同期同學全斗煥故意放水，以「歷史和法律及正義的審判」為名，制定「五一八特別法」，讓全、盧二人接受法律制裁。曾為美國傳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的許和平在其著作《指導力的危機》中嚴厲批評金泳三高舉「樹立正確歷史」名分，強行制定特別法，暗地卻行政治報復，殘酷又醜陋。「清日」也屬於「轉型正義」。朴正熙總統上台不久即著手「淨化」韓語。日本殖民統治韓國卅六年，留下諸多日語摻雜在韓語使用，包括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如筷子、蛋炒飯等。朴正熙強制各機關、餐廳等一律不准書寫或使用。意識形態濃厚的盧武鉉比朴正熙更厲害。二○○四年在國會通過「清算過去處理法」，二○○九年民族問題研究所出版「親日人名大辭典」三冊，收錄近八千親日人士名單，包括具日本軍官背景的朴正熙。有趣的是，南韓迄今以國家沒有「國父」為恥。執政黨代表金武成全心全力投入李承晚前總統「重新評估」事業，他一方面承認李前總統有功也有過，但另一方面推崇李前總統是大韓民國建國之父。近日，國立首爾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韓相震也支持金代表的主張。南韓一直為「大韓民國（上海）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和首任總統李承晚二人中，誰應是「國父」吵不完，但韓相震認為李應是建國之父。金代表尊崇李的理由很簡單：「歷史記載功與過，但往往功比過多，因此要具備肯定觀察的心態，國家才有未來。」他進一步指出，用積極、肯定眼光評價現代史，才能建立一等國家和促成國民大和諧。南韓歷任總統「轉型正義」經驗成敗，可供蔡政府參考。


去梯言╱提防轉型不正義
聯合報 公孫策

德國一家智庫前天公布最新的轉型指數排名，全球一百廿九個國家當中，台灣名列第一。其中經濟指數第一名，政治指數和政府治理指數都是第三名。聽來有點諷刺是嗎？我們是轉型國家中的模範生，可是國內「轉型正義」卻正喊得震天價響，似乎轉型得很糟糕的樣子。轉型正義是對過去政府違法或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這毋寧是重要的，因為人民有怨，才會政權轉移，而人民的怨懟必須有一個結束（closure）。然而，對正義的期待卻往往落空。《續笑林廣記》的寓言：雷公欲誅忤逆子，逆子道：「慢著，我問你，你是新雷公？還是舊雷公？」雷公：「這話什麼意思？」逆子：「我爹忤逆爺爺時，你在哪裡？」你可以拿它當笑話看，可是它其實有著好幾個面像的啟示：其一、雷公殛誅逆子，是人們對正義的最後期待，但是，雷公卻可能「選擇性辦案」，例如只誅「子逆父」，不誅「父逆祖」。其二、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卻可能因為時日久遠，真相混沌，無法得到真正的公平。其三、期待雷公主持正義，往往會落空。而轉型正義有別於一般而言的正義，有「轉型期獨有之正義標準」的涵意，也就是可以異於一般的價值觀，可以做一些「超過」的事情。因而，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轉型不正義」。秦始皇暴政「令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而阿房宮乃成為暴政的象徵。此所以，項羽一把火將阿房宮燒了，天下人心大快，沒有人認為那是「超過」，只因為那是轉型正義。可是，項羽亦復殘暴（歷史評論那是「去一桀紂，復生一桀紂」），項羽也因此失去人心，卒至敗亡。反而秦始皇的歷史評價遠遠高於項羽，因為秦始皇對當時與後代的貢獻，遠遠大過項羽。這是所有新的權力者（無論古今）的借鑑：呼應人心，遂行轉型正義固然重要，但不要讓自己成為「又一個桀紂」卻更重要。轉型正義施於銅像、黨部，還不是最嚴重；轉型正義一旦出現在司法，才最可怕。那未必是有權者主動干預司法，更可能的是司法系統內出現「向權力表態」的風氣。一旦司法出現「以轉型正義」為名起訴、判決，那可是「雷公選擇性辦案」，老百姓絕望了！

二二八為何道歉無效？國民黨之過，在於無心。
筆名人渣文本，輔仁大學哲學博士，專長為價值論、運動倫理學、流行文化研究，以及宗教經驗分析等沒什麼相關的學門。幼時想當言情小說家，如今在各大學兼課當流浪教師，將來計劃騙一筆錢來開個深夜食堂。
國民黨人一直很困惑，為何他們不斷針對二二八事件致意，卻還是「道歉無效」。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就從一次失言看起。兩年前，某位政府首長在二二八紀念會上，要民眾學習寬恕「無心之過」。這番言論當時雖有爭議，他還是得以安全下莊。不到二十天，太陽花運動爆發，他先是因此失去競逐國民黨總統提名人的機會，而後年底地方選舉大敗，他也被迫辭職，「出亡」到美國去了。這位前首長就是江宜樺。他雖然已退出政治舞台，但他的失言，也歪打正著指出國民黨處理二二八事件上的根本問題：「無心」。先來看看江宜樺的發言原文：

「族群雖有種種差異，但應學習相互寬容與和平共處；對於犯過的錯誤雖應予究責，但也應學習寬恕無心之過。」

如果放在一般的族群活動場合中，這想法問題不大。但是在二二八的紀念儀式中講這種話，就非常可惡了。為什麼呢？在平日閒聊中，不小心說出像「哩洗番仔喔」之類的族群歧視用語，尚可稱是無心之過；但二二八是系統性的殺戮清洗，怎麼可能「無心」？當然，江宜樺還是可以主張他在紀念儀式講出「無心之過」也是一種「無心之過」，他基本上是善意的。這種解釋能規避他的道德責任嗎？當然不行，因為無心之過，還是「過」，而且其道德錯誤的嚴重程度，有時甚至超過「有意之過」。國民黨的問題就在於此。國民黨政客對二二八事件的確有形式上的道歉與補償，但多數百姓對此仍不認同，而且是越來越不認同。每年選舉都會搭上轉型正義議題，並讓國民黨得票屢屢受到重創；如果國民黨道歉「有效」，這個議題就不會被當成選舉決戰點之一了。那為何百姓不認同國民黨的道歉？就倫理學角度來看，「道歉」這種道德行動要獲得肯認，基本上要受道歉者與旁觀者認為你「誠心誠意」，而國民黨「無心於此」的態度相當明確，這可以由以下四個角度來談：第一，道歉流於形式。每年就二二八這天道歉，活動預算編一編，弄個莊嚴的場子讓大官們講講話，遺族們補償金與紀念品發一發，就這樣。辦儀式活動並非不可，但也應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些官員有沒有把受難前人放在心中，這當然不可知，但許多政務官顯然是將這種活動當成累積個人政治資本的機會，甚至當作放話秀場，這種道歉形式不但無效，更讓人火大。第二，應作為，能作為，而不作為。以國家之力，建構二二八完整的開放資料，一點都不難，但目前就是沒有國家等級的整合型資訊庫，反而是一堆熱心民眾或團體弄的懶人包與宣傳片成為認知主流。可惜這類文本的客觀性往往不足。而對於各種疑義，像是外省人相關受難狀況，政府明知有釐清的必要性（多半沒有遺族可以代為爭取），卻不去釐清，放任「外省人死得比本省人多！」這類謠言四起，這種不作為之惡，比許多主動作為的惡行還要可惡。第三，大街道歉，小巷繼續打人。在法律面上，有些民進黨立委打算立法限制對於二二八的論述，這是破壞言論自由，也缺乏對於「真理方法」的概念，我個人持反對立場。但在道德面上，有些話的確是「不該講的」，因為會破壞自身的道德人格完整性。像國民黨人一邊說自己有對二二八道歉，一邊又提出「不應道歉」「自己沒錯」「對方也有錯」的說法，就非常惡質了。如果你要對某個議題或對象進行道歉，你就該先完整說明事件狀況（釐清真相），判斷責任（說明自己錯在哪裡），再表達歉意與補償。就這角度，你就不該一邊道歉一邊抱怨對方也有錯。如果對方也有錯，那就先講清楚，確定每個人的責任，再彼此道歉。現在國民黨一臉就是「我被逼著道歉，所以我先道歉啦，但是我很不甘願哦」的樣子。大多數百姓都不是二二八受難者遺族，他們只是責任中立的旁觀者，看到這種一邊對不起一邊打人的道歉法，誰會接受呢？第四，竊位要求道德權益。二二八的確有外省人受難，也需要某種正義補償，但他們應有的道德權益，卻被某些國民黨人「竊取」了。每當本省籍的受難者遺族出面要求應有的道德權益，就會有國民黨人跳出來，說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殺，需要恢復其道德權益。幫外省籍受難者爭權當然很重要，但現在是誰執政？還是國民黨吧？那為何不替這些外省人伸張正義？哪些「台籍流氓」殺害他們，在何處殺，怎麼殺，為什麼不釐清？更可惡的是，一些國民黨統治集團成員在被追究二二八的責任時，彷彿「竊位」成這些外省籍受難者的遺族，反過來高姿態的要求台籍受難者家屬要「負責」。這些多半1949年才來台的國民黨人後裔和1947年在台孤身受難的外省人，最好是有這麼熟。被批判時，這些國民黨人一方面主張「現在沒有分本省外省了啦！不要揭過去的傷疤！」以避去自身可能的連帶責任，卻又同時主張「二二八也很多外省人被殺耶，要對本省籍暴民究責！」那到底是要不要分？要不要查？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心口不一」「前後不一」「定義不一」的多重道德精神分裂，原因就是「心不在焉」。無心於此，當然難以獲得普遍的認同。所謂轉型正義，在「道德致歉」部份的要求，就是盡可能釐清事實，依最普遍的道德原則做出是非判斷，並協調出最有共識的和解方式，讓社群能站在穩固的歷史價值基礎上，出發往未來推進。台灣這幾十年來一直無法從二二八事件的迷霧中脫出，肇因自國民黨先是不敢正視事實，後又無心於道歉之上。今日的國民黨黨主席居然還有臉出來說民進黨拿二二八當政治提款機，殊不知在台灣政治資本庫存入大量「憤怒值」的，正是這種「一臉這事沒什麼」的輕佻態度。有些事情，摸摸良心，就很明白簡單。如果有心道歉，那就自己把轉型正義「做好做滿」；如果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就堅持到底，讓民眾依良知來投票審判。明知有錯，又扭扭捏捏，一年道歉一次就要人放下，這種企圖把道德原則幼稚化的作法，不只傷害了二二八受難者遺族，更破壞了國家社群賴以維持的道德價值根基。俗語有云：「道歉不用錢」、「道歉又不會死」，其實也暗指理想的道歉行動可以化解社群紛爭，進而確保成員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好好道歉，反而在那一天到晚擔心轉型正義後自己會被報復，這不就又壞又懶又有病嗎？

二二八除了放假，還可以幹嘛啊？
數萬人被逮捕、失蹤、死亡，每300人中就有一條生命從人間被除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今天開始的二二八連假，雖然連日陰雨，相信仍不減大家從勞動中解放的好心情。因此，遊樂園六福村趁勢推出連假優惠，只要身分證上有2、2、8者，即能以特價228元入園遊樂。1997年開始，內政部頒訂每年2月28日為國定假日。這一天，國家將年年被重新提醒過去犯下的錯誤，以族群和解共融為目標努力，以紀念當年由國民黨政府引發的屠殺慘案。1997年到2016年，19年的時間，台灣史努力擠進歷史課本，又終於從中國史中獨立出自己的面目；1995年，李登輝第一次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家屬道歉，21年過去，歷史傷痛好像能逐漸平心靜氣地被擺放成架上的檔案。真的如此嗎？19年、21年，或者從事件發生的1947年到2016年，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已經全數被公允地指出？療傷止痛的工程已經完成？歷史的教訓皆深刻鑿刻在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的心裡？然而，2015年，引動各界抗爭的課綱微調事件，又重新揭露進行的非常緩慢的轉型正義有多麼脆弱，不管用什麼手段，只要拿到話語權，一代人對歷史的認知就能輕易被重塑。因此，六福村之所以能以輕省的態度將「二二八」作為行銷企劃，而被大眾接受，說明了這個恐怖的歷史事件被在意的程度遠遠不夠。「二二八」作為符碼，它背後隱含的文化內容實在太廣太複雜，69年過去，加害者的責任追究並未完成，療傷止痛的工程總是延宕，歷史教訓太容易從上一代、這一代與下一代台灣人心裡抹除，它不可能，也不該是符號消費。如是，二二八在2016年，一點也不該歡樂慶祝的歷史上的今天，對於罹難者、對於他們的後代，其身分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好長一段時間被列為監控對象，難道應該為了身分證上有2、2、8三個數字而覺得幸運嗎？二二八事件究竟該如何被認識？我想，外省人，本省人，不同階級或許因身分不同而有不同的經驗。然而，將外省人與本省人被殺害人數視為競賽，來判定哪一個族群比較殘暴；或者，對被害者進行統獨意識的認同檢查，都不會是一個好的談論方式。我的外曾祖父張七郎，與他的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1947年4月4日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後，再回家時，已經是牛車上三具殘破的屍體。清鄉運動被殺害的張七郎不是台獨先鋒，相反的，他即使在日治時期也始終堅持祖國在中國。我應該如何看待外曾祖父的大中國認同？在那個時代，他應該為了有這份認同而感到抱歉嗎？那曾經是一個使我痛苦的問題，然而，一旦了解張七郎知識的養成背景，這件事似乎又不是那麼難理解。1888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的張七郎，父親張仁壽是漢醫，自幼有漢學傳統，又在日治時期進入公學校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畢業後到由英美人士創立的廈門英華書院，學習外文與西方知識。如此一來，他對世界的認識與當時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相同，來源非常複雜。而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父親是新竹地方仕紳，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父親與兩個親人相繼被日本人殺害，根據外婆的回憶，她不曾從詹金枝口中聽到對日本的仇恨。微妙的是，張七郎自己就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他與詹金枝更將三個孩子送往日本讀醫，畢業後紛紛前往日本於中國東北扶持的滿洲國行醫。張七郎，家學淵源為漢學傳統，國家認同為中國，受日式、西方教育，主動把兒子送到日本唸書，這樣的人，應該如何理解他？或者，可以說，日治一直到戰後時期的台灣，張七郎僅僅是一個怪胎，難以評價的特例嗎？從台人抗日的歷史來看，日治之初，抗日行動國家認同仍朝向清朝，帶有恢復天朝舊政的理念，領導者卻又同時宣告新的年號，台灣獨立與回歸中國在當時並不一定矛盾，終極目的是脫離日本統治。隨著抗日運動發展，也出現台灣人民獨立與堅持祖國認同相異的抗爭路線，甚至對「祖國」的定義，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華民國也產生分歧。除了抗日份子的國族認同並不一致之外，也有替日本皇軍打仗的漢人、原住民，許多人的祖父應該都是其中一員，他們在當時內心對國家的想像又是如何？1945年日本戰敗，張七郎歡欣鼓舞，建牌樓以慶祝回歸中國，並急急將三個在滿洲國行醫的兒子召回花蓮鳳林，為的是共同建設他想像中脫離日本統治而有新氣象的台灣。到了1946年，對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狀況，張七郎有了疑慮，在筆記中寫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接收花蓮港，十六接收鳳林，爾後嗟嘆風聲街頭巷尾、智愚各般異口同音鳴呼今日島民之罪愆何可銷滅，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並在議會中提出建議而終未被採納。然後，才到了1947年，張七郎曾經歡喜迎來的祖國軍隊，用子彈與軍刀於鳳林公墓毀滅了張家三條生命。屍體在墓地堆成兩堆，清晨偷偷用牛車運回家，再由張家寡婦一一清洗乾淨，穿回他們素日喜愛的衣服，縫回流出來的腸子，像一條沉默的生產線。訪談中，外婆開玩笑地用簡單兩句話解釋家族的命運：「只要換一次政府，我們家就死三個人。」日本統治時期，詹金枝家族有三個親人命喪日本人手下；國民黨統治時期，詹金枝又再度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兒子，餘下的親人逃亡海外。而詹金枝的命運也不會僅僅是一個怪胎，一個台灣史上的特例。張家只是比較幸運，遺族的生死劫被已故的張炎憲老師花了十年，辛苦地以口述史方式記錄下來。張家人為何而死，由何人加害，2009年在中研院公布的史料中曝光。然而，還有更多家庭得不到真相，他們的故事沒有被說出，甚至尚有沒有婚嫁與子嗣，無人認領的無名屍。所以，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真相是什麼？它其實還沒完整的被記住過。「共生音樂節之所以命名為共生，除了『共』字本身隱藏著二二八的符碼外，還有一個重點，在於沿用南非族語『待人以仁』（ubuntu）的意義，希望可以透過記憶過去的衝突與仇恨，反思其中的正義問題，以促成各族群的理解共生。」這是台灣史研究者藍士博解釋2013年開始舉辦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之初衷。而今年2月28日在凱道，這一群青年與公民團體仍會繼續努力辦下去。從我個人有限的理解裡，我的外婆之所以能替家族悲劇下了那樣雲淡風輕的結論，正是因為她盡了一生的努力「待人以仁」，與自己和解，與歷史和解。「不要再有眼淚了」，事件發生後她對自己這樣說過；然而，在年老的時光裡，漫漫長夜，她想起自己一生的種種艱難，才終於允許自己哭泣。這是我對歷史的體驗。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以後持續浸潤家族的每個毛細孔，那是外婆之所以成為外婆，母親之所以成為母親，我之所以成為我的重要原因。一直到今天，它提醒我認同是多麼複雜的事，排除異己，思想檢查實在太簡單，共生則太難。所以，二二八紀念日，或者，任何一個紀念日，放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抵抗遺忘，在廢墟中重組真相。到底反省到何時才能終止？以拍攝納粹加害者後代為對象的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導演在最後說：「但是這段屠殺的故事，是不會有結局的。」台灣的未來將往哪裡去？每一個時代，這個島上的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而無論如何，都值得在歷史上的今天，在這個不用上班的紀念日，停一下，再停一下，想想它應該怎麼審慎被理解，仔細被清理，小心被記憶，謹慎被對待。

顏訥

現就讀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研究台灣、香港跨區域文藝思潮傳播與中國古典詩詞，企圖在跨越地域與時間的界限中，找到文學與生命的新座標。

韓國瑜

立法院長韓國瑜的高中同學、前國大代表暨前華航董事長黃鴻鈞今年6月癌逝，享壽69歲。演藝圈好友日前為他舉辦《圓滿鈞哥》公益音樂會，由資深製作人郭鶴鳴籌劃、前立委周守訓主持，眾星好友輪番獻唱，場面相當溫馨。黃鴻鈞演唱〈媽媽請你不通痛〉的畫面曝光，引人追念。

《中時新聞網》除報導紀念音樂會，也曝光了黃鴻鈞生前的最後演出畫面，只見他打趣說：「我們都是被其他事業耽誤的歌手！」引來現場一片會心笑聲。他唱的是應景母親節的〈媽媽請你不通痛〉（鄭進一詞曲、余天原唱）。剪輯影片也記錄了黃鴻鈞生前合照等身影，供親朋追思。

紀念音樂會活動當天，播放黃鴻鈞生前高歌片段揭開序曲。原訂出席的立法院長韓國瑜因故不能前往，改由前立委李德維代表致詞。知名製作人周遊、李朝永夫妻到場致意，另外，資深藝人侯麗芳、上官明莉、王瑞瑜、何璦芸及胡立武等好友齊聚演出。周遊回憶「和黃鴻鈞打過幾次麻將，他人非常豪爽，我一直要琇惠（黃鴻鈞妻）堅強，沒想到會那麼快走！」語帶悲傷。她提到，當時黃鴻鈞在加護病房時生命力很強，還說，「我一定會好起來，要再和妳打麻將，絕對會贏！」如今不敵病魔，周遊感嘆，「人生真的很無常！」

上官明莉談及黃鴻鈞在加護病房，與死神搏鬥的10多天，「我幾乎每天陪在他身邊，他看到我總雙手合十，即便當時已不能開口了，但依然看見他的嘴型是『要做公益』，我也承諾並完成他的心願」。侯麗芳感念，「他為人正直、熱情且開朗，生前熱愛唱歌，在政界、公益團體裡有非常好的表現」。而王瑞瑜今年5月才和黃鴻鈞到桃園女監同台做公益，「後來聞訊噩耗，毅然決然來演唱，祝福他一路好走！」

黃鴻鈞曾任《中央日報》等大報政治組記者、新黨國大代表，也曾任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核心幕僚，多次隨同訪問大陸。曾身為國民黨中評委，並曾擔任韓國瑜2020總統大選的國政選戰中心副執行長，與執行長、前台北縣長周錫瑋一起研議、執行選戰策略。

蘇俊賓

.首波大罷免全數遭否決，桃園市副市長蘇俊賓在臉書指出，這1年是最糟糕的1年，其實大家都輸了，他點出台灣失去不同立場謀求共識的可能、失去對重大議題的關注、失去對彼此信任的社會氛圍，感嘆大罷免沒有大成功，對社會傷害這麼大，沒有任何人或政黨是贏家。他也喊話賴清德總統放下、往前，在破碎的土地上，重建互信。

　「我們經歷了怎麼樣的一年？」蘇俊賓說，過半數的在野黨，即便有著過半數的選票，背負著還是正新鮮的民意，幾乎全數被戴上了一頂帽子：出賣國家，所謂的「公民」因為立法院的幾次法案衝突、預算刪除覺醒了，說在野民代親共叛國。他認為立法院的決議當然能監督和質疑，但在背叛國家、出賣國家的大框架下，毒樹自然產生毒果，輿論和鎂光燈已不檢視實際內容，當台灣花了1年多的時間在討論到底有沒有背叛？最後決定要大規模消滅在野黨的立委時，「不管選舉結果如誰所願，其實我們大家都已經輸了！」　蘇俊賓也3問「我們失去了什麼？」，他認為失去的是不同立場的人彼此基本的信任和謀求共識的可能，每隔4年選舉2次的激情，要平復已不容易，如今4年內的周期又面臨好多次的選舉跟罷免，「睜開眼睛，就在選舉，看到的言論，就是激化跟對立！」社會共識、基礎和信任幾乎不復存在。

　蘇俊賓也提到，應該重大的議題，再也不重大，過去在立法院站上舞台的焦點是重大民生法案，如今還有人關注嗎？要討論一定要和政治衝突關聯，選定立場才能夠稍微站上舞台被討論一下，悲哀的是，這個立場，是政治框架上的立場，而不是議題本身的立場，他點出此刻對國家尤其重要的經貿議題、產業佈局的機會、社會安全網的破碎等，還有少子化、高齡化危機、急救章的綠能產業，好多需要站上舞台充分被討論，引入專業對話的議題，這一年多，消失了大半的舞台。

　蘇俊賓說，頻繁動員下，社會的氛圍不再彼此信任，草木皆兵的氣氛下，新住民的身份、講話的口音、在公園拍個照、告別式誰可以來誰不可以來，過去不曾出現的議題都是問題了，基層民眾對立衝突的話題，這些高度張力的不信任，過去真的沒有這麼嚴重。　「罷免結束了，大罷免沒有大成功！」蘇俊賓直言，主張罷免的「公民團體」和執政黨失敗了，沒有被罷免的立委，其實也稱不上成功，原本利用4年問政成績爭取人民認同的制度，有1年多花在因應罷免，稱得上成功嗎？

對於人民、社會的傷害，更是傷害。台灣在不同面向因為大罷免，全都輸，政治的目的，是希望創造社會的發展與福祉，當整個社會的傷害這麼大的環境下，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一個政黨可以說是贏家，大家都輸了。

　蘇俊賓也呼籲賴總統：「放下吧，往前看！」不管任期還有2年多或者6年多，賴上任迄今的1年多，因為大罷免，是最糟糕的1年多，歷任總統的執政經驗，即便不考慮他黨的經驗，民進黨也有2位前任的總統，不論是陳水扁、蔡英文2位總統，為什麼不這麼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就算在立院少數黨的陳水扁總統任內，也建立一定程度的朝野對話的基礎，不然不會有連任的機會，「手上握著權力的，才有權力遞出橄欖枝！」如果在野黨提出的回應非常不合理，人民終究會反映在選票上，不需要擔心。

　蘇俊賓說，民意已經決定了，也再次確認，選舉制度的4年任期，公平的讓每個人表現，進而接受檢驗，這是重要的制度基礎，期待，為了台灣的未來，大罷免之後，「我們在破碎的土地上，重新建立可以看得到未來的互信！」

「其實，我希望他能繼續政治這條路。」角頭音樂社長張四十三這麼說。理由是張四十三認為，蘇俊賓是歷任新聞局長中，少數願意傾聽且懂得（藝文）產業的人。蘇俊賓到底有多「懂」藝文產業？可能見仁見智，但是，他確實曾經為文資保存真槍實彈上陣過，或許，就是因為他如此珍視「老台灣」，讓他和國民黨務主管有了一點不同，甚至成為張四十三願意捐款支持的國民黨參選人。

只是隨著國民黨二０一六選舉大敗，蘇俊賓沒其他選擇，只能暫時淡出政治。他受傷重嗎？看不出來，他客觀分析台灣政治，直言長久在體制之內，一直位居重要位置，人生勢必不精采，舉例而言，做為組發會主委，職務在協調，個人角色要降到最低；「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很多，在舞台下一樣可以很開心，蓄積一段時間到可以再爆發的時候再上舞台，應該更精采。」他自陳，順著直覺走，該下台就下台，「不是逃避，而是修整累積。」

他始終相信馬英九總統會得到正確的評價，但走到一個地步，政黨三輪替幾乎無可避免，「你必須讓人們看看另一組人馬做得到底會不會更好。」對比時代的變化，蘇俊賓直言，國民黨支持者還在，但組織結構若要從過去的角度比較，真的形同「瓦解」，黨工從四千多到六百人，甚至動員方式都不同了，家戶拜訪或電話都退流行了，組織工作從內涵到方法都得翻新。

更重要的，他認為，國民黨選舉成敗和組織系統關係不大，或許是路線問題、或許是全球化浪潮下年輕人不滿，二０００年的年輕人支持扁、二００四年支持連宋、二００八年的年輕人多在我們（馬）這邊，為什麼？年輕人特色就是對現狀不滿，舉世皆然，全球化資源分配相對是對年輕人不友善的，不論是居住正義、貧富差距，誰執政誰受批評，「民進黨是擅長販賣執政夢想的政黨，國民黨則是以國家為主的機器，連人才培養都從文官體系而來。」蘇俊賓不諱言，民選公職不敢用，「會出事，誰敢用。」一句話道盡馬政府第二任林益世案的創痛未平。

革不掉黑金，鑽木工以抒壓

© 由 風傳媒 提供 這小巧的木工是蘇俊賓親手製作。（蘇拉圖提供）

這小巧的木工是蘇俊賓親手製作。（蘇拉圖提供）

在老物件與新時代、收藏與政治中擺盪，蘇俊賓對政治或公共事務的熱情，絲毫未因敗選而稍淡，收藏卻成為他「進出政治」間的緩衝。在輔選的忙碌行程中，他總是隨身帶著簡易水彩盒，巴掌大的水彩盒像極了女士的粉餅盒，他總能抽出有限的時間走訪老街，在高鐵回程中，畫成一張又一張的明信片；他還會做木工，家中不少櫃子、玩具都出自他的手筆，「做木工，真的很抒壓。」他手足舞蹈地　念著一個又一個名字，一手比著木工器械，「吱～」一聲掛點一個，聽得舉座大笑。

問他，從選舉結束以來，有沒有咬牙回首，好好看一下國民黨到底為什麼敗得這麼慘？蘇俊賓這麼回答，「照國民黨的DNA，只能有這個結果（敗選），真要檢討，可以寫一本論文了。」這本論文，很難講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在未來三年沒有選舉的日子裡，蘇俊賓轉身成為「蘇拉圖」，但算不準三年後，他是否再回到選舉場域，他很誠實地沒給答案，但這三年，他暫且先做自己吧。

53237選民結構

本研究團隊自2012年至今，採用追蹤調查與網路大數據分析，發現選民投票行為有以下重大變遷：
1.泛藍自2012年的勝局轉變為2014年迄今的低迷，主因是支持者不投票，次因是「搖擺群」的偏向。2.官方網路支持系統，蔡英文勝出洪秀柱；但非官方網路支持生態，洪秀柱壓倒勝蔡英文。3.媒體與單次式民調，會製造重大誤導。

2012總統與中央選舉投票率為74%，國民黨勝6%。2014縣市長選舉投票率為65%，民進黨勝7%。但距縣市長選舉歷史平均之73%，最高80%，有8%至15%的選民不投票。
本團隊對近40年的投票研究，發現一個相當穩定的「53237選民結構」，亦即有5類選民，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投票。若共有20選民，其中約有5人為純綠選民，約3人是純藍選民，屬於意識型態投票，一定依顏色而投。
一般所謂的「中間選民」，其實可分為兩群，一群是約2人的「可變群」，依據候選人的形象而投票。另一群為約3人的「搖擺群」，採西瓜偎大邊式投票。這兩群可能在不同選舉中，投給不同的政黨，唯前者為主動，後者較為被動。
人數最多的是20人中，約7人的疏離群，除非發生對自己、或對國家有明顯危機的鄰近事件，則不投票。由於長期以來，國民黨較能表現「穩定安全」的形象，所以，疏離群如果投票，投給國民黨的趨勢較高，也是所謂「泛藍」的主體。但這群人如果沒有強烈理由要「救國民黨」，或有「民進黨再搞也不過如此」的心理，就不會去投票。
我們將2012年與2014年的投票行為，分析到各都市縣的區鄉資料，發現兩個結構變遷的事證：至少有8%以上的泛藍在2014不投票，由於泛綠所贏為7%，泛藍如果當時全部投票，甚至可以小贏。減除投票率因素，民進黨2014比2012得票淨增4%，多半都是贏自「搖擺群」，亦即在結構上只有2%的選民倒戈，卻造成形象上的大崩盤。
我們按照時間序列分析蔡英文、洪秀柱的臉書與網路社團的支持行為。在官方網路支持系統與網路資源上，蔡英文擁有的是洪秀柱的4倍以上，蔡的網路經營超過10年，其優勢是非常自然的。但網路支持日增率，洪秀柱是蔡英文的9倍以上。為助選而成立的新網路社團，挺柱的是挺英的4倍以上。而非政黨色彩的舊網路政論社團，幾乎一面倒較傾向挺柱。
洪秀柱進入網路短暫，據悉其團隊從未投入資源開發。洪的支持應全部是民間自發的潛能量，超過所有藍軍人物，甚至馬總統，但洪團隊也沒有整合支持力量與發揮效益。
洪秀柱的潛能為何沒有被社會看到？主因就是媒體與電話民調。近8年，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法律配套沒有落實，造成媒體快速單色化。在長期單一洗腦式宣傳下，個人社會圈較小的人，終於會被媒體同化，只不過2%的人改變選擇，足以造成「少數決定全局」的結果。
由於行動電話取代市內電話、無法一次找到代表性樣本等諸多因素，電話調查已非有效反映民意的工具。在2012年選舉，民進黨自己委託的5家民調，全部認為蔡要贏10%，結果輸7%。
兩黨未來在應用上，均應調整預測的方法，據以上具體的事實，民調可能有17%以上的誤差！（作者吳統雄為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游張松為台大工管系教授、桑慧敏為清大工管系教授、陳昭珊為中研院天文所特聘師、李義哲為網路行為分析師）(中國時報)


本研究團隊自1983開創台灣第一個選舉研究並持續至今，又於1999年起加入網路大數據分析，發現台灣選民具備相當穩定的結構，包括：一、泛藍不是藍，而是政治上的輕疏離群。二、泛藍是因「事與人」、而非顏色投給國民黨；如無危機之事、無有望之人，泛藍通常不投票，但史上曾有2次影響深遠的逆向投票。三、王金平與泛藍的期待剛好相反，是泛藍的票房毒藥。
台灣主動投票的選民，最多只有65%，而有高達35%不投票的疏離群；不過，疏離群中的10%至15%可能會在大型選舉中被危機感激發而投票。他們多半是中產階級，肩負社會正常前進的主力，無暇以行動參與政治，同時也偏向自利，不願積極表態。

如果發生重大危機，他們會投給較安全、穩定、正派的人。過去40年，國民黨這樣的人多一點，他們投的是候選人，但得票的是國民黨，而被誤認為是「泛藍」。他們並不是「中間選民」，因為他們並沒有「兩邊投」，在沒有激動他們的事與人時，他們不投。正如2014年選舉，有8%以上的泛藍不投票，由於泛綠所贏為7%，泛藍如果全部投票，甚至可以小贏。
本團隊用大數據分析發現，王金平在網路世界中傾負面、與網路文化扞格不入、更被「新藍戰鬥團」反對。網路抽樣訊息中，反映王金平正面的有7.0%，兩面的4.4%，而負面的有88.6%。
王金平從今年5月開始經營網路，推出「台灣公道伯」臉書，反應冷淡。唯一按讚破千的，是10月22日的「改善腰痠三步驟」，結論是「正確坐姿為將椅子『坐好坐滿』喔！」暗諷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打破自己新北市長要「做好做滿」的承諾。結果「台灣公道伯」也沒有「做好做滿」，於11月12日關閉，另開「進擊的藍巨人」官方臉書粉絲團。
2014年選後網路崛起一批「新藍」社團，他們不願被稱為泛藍，更不是挺國民黨，他們擬改疏離而參與，但強調事實證據、尊崇基本是非、造成常與「黑綠網軍」戰鬥，在對比上看似偏藍。
對網路活動一向敏感的民進黨，已經成立專門組織監控這些社團；但國民黨顯然繼續不知不覺，因為這些「新藍」社團的國會改革主張，就是革除王金平與柯建銘的派閥政治，追究關說毀憲、密室分贓的弊端，以改善立法效率與效益。
2004年319當日，本團隊發現國民黨約贏3%的局面，在槍擊後，有2%的泛藍倒戈，來回形成4%足以造成社會大爭議。作者立刻建請世新大學校長牟宗燦登高一呼，請求以科學證據暫緩投票，可惜沒有成功。
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本團隊發現有8%的泛藍，可能逆轉投給柯文哲。柯文哲堅持不披綠袍，應是鞏固這來回16%選票，得以勝選的原因之一。
王金平是否續任，對深藍毫無影響。但王金平入列不分區第一名，卻可能促使高達8%的泛藍不投票；是否造成國民黨立委大敗，且拭目以待。（作者吳統雄為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游張松為台灣大學工管系教授）(中國時報)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觀

原住民市議員谷暮．哈就昨在總質詢指出，鄭成功來台侵門踏戶、傷害原住民，市府應該移除火車站前鄭成功銅像。 記者曹馥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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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原住民市議員谷暮．哈就昨在市政總質詢中主張，鄭成功來台侵門踏戶、傷害原住民，市長賴清德支持轉型正義，拆除蔣中正銅像，也應立即拆除火車站前圓環的鄭成功像，放到延平郡王祠。賴清德尷尬表示，拆除銅像牽涉不同文化衝突，需要從長計議。
台南鄭氏宗親會理事長鄭有懋表示，鄭成功對台灣的貢獻有目共睹，已成為「開台聖王」信仰，全台300多間廟宇，信徒百萬以上。現已是種族融合時代，不少台灣人都有原住民血統，應一起打拚讓台灣更好，而非對立。谷暮．哈就指出，10月12日是哥倫布日，發現新大陸是殖民美洲的開始，也是當地原住民受侵略的開端，近年部分地區已改為「原住民日」，並反省殖民觀點。日前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表示，若當選總統，要向全體原住民道歉，她肯定蔡英文的原住民政策與反省能力，唯有承認錯誤，才能在平等基礎下對話。賴清德答詢時，也對此表示肯定。谷暮．哈就表示，轉型正義不應僅局限漢人或拆除國父、蔣公銅像，原住民的轉型正義也應包含在內。台南車站前的鄭成功銅像，代表壓迫台灣原住民的開端，市府應立即拆除；鄭成功文化節應更名；維護林默娘公園「台灣成功號」的經費，應用來辦理反省活動。
文化局長葉澤山說，目前沒有鄭成功文化節，是內政部訂定的國定祭典「鄭成功中樞大典」，辦理時還有史前文化展，告訴市民完整的台灣史。谷暮指出，展覽只是點綴，無法真正呈現鄭成功侵門踏戶、傷害原住民的血淚史。賴清德表示，拆鄭成功銅像牽涉不同族群、文化，鄭氏家族也有後代，需多方徵求意見，「沒那麼簡單」。谷暮指出，圓環鄭成功像就是威權符號，批賴清德選擇性支持轉型正義，「乾脆把蔣中正銅像擺回去」。

I-Voting

別讓I-Voting變政客玩物

2015-09-29 01:51:08 聯合報 孫振義／政大地政學系副教授（台北市）

中秋佳節遇到秋颱杜鵑攪局，加上拜讀完廿七日民意論壇「河川防災外國經驗未必靈」一文後深有同感，思考著颱風、地震、土石流頻傳的台灣，究竟應該以何種「廿一世紀環境規畫思維」來進行規畫，正是主政者重要的功課。若要符合廿一世紀環境規畫思維，除強調民眾參與機制外，必須同時有規畫學習、參與式設計及科技資訊的配套，I-Voting才有實踐的基礎。首先，為讓民眾擁有討論與參與規畫的基礎，規畫學習不可或缺！在台灣推動多年的「社區規畫師」、新北市的「都更規畫師」或水保局的「農村培根計畫」，都是運用培訓機制，讓百姓得到初階規畫概念、邏輯與基礎能力的重要政策。其次，要讓受過規畫學習的民眾成為種子，促使更多民眾加入參與式規畫工作，並透過種子成員助政府與規畫專業者瞭解民眾的在地想法與創意，然後在協同創作中達到參與式設計之實踐。在規畫過程中，還需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大數據，才能讓規畫誤判機率下降。例如，若不以科學方法審視台灣河川坡陡流短、含沙量高、泥沙易淤積、流量豐枯懸殊等特性，也不探究過去河川藍色公路失敗原因，就提出類似「運河社子島」方案叫民眾抉擇，著實會令人捏一把冷汗！規畫案唯有充足的基礎資料，包括：地形地貌、生態環境、氣候環境、文化歷史、既有建築物、地籍資料、問卷、居民行為調查…等圖資，才有可能產出客觀、公正、周延的方案。而當各方案想聽取民眾意向或有抉擇爭議時，才考慮以I-Voting方式交給全民議決。否則單有I-Voting機制，在未能充分知曉整體規畫目標與實質限制條件下，民眾僅能在不甚瞭解的數個規畫方案中做抉選，這僅能算一種表象地好惡表現。若加上參與投票民眾比例過低，其結果之代表性恐讓人質疑。甚至當未來規畫方案出現瑕疵時，只要宣稱這是全民議決的方案，I-Voting就能成為未來政府與規畫者卸責理由。所以，政府不應將I-Voting當成萬靈丹，讓未成熟的方案輕易攤在民眾面前令其選擇。I-Voting雖是種好工具，但用之不可不謹慎啊！

河川防災 外國經驗未必靈

2015-09-27 01:13:04 聯合報 張炎銘／水利退休人員（台中市）

今天是中秋節，恰恰好又是聯合國訂定的「世界河川日」；更讓人訝異的是，杜鵑颱風也來搗蛋，老天似乎要大家，除了賞月、吃月餅、烤肉外，也藉機想想自己的河川。台灣河川平時美麗婉約，上游有高山、美瀑、神木，下游則有濕地、夕照。例如淡水河的微風運河、大安溪的地震峽谷、大甲溪的高美濕地、北港溪的鰲鼓濕地、曾文溪黑面琵鷺、秀姑巒溪的泛舟活動，都非常值得大家去親身體會。但台灣河川也有獨特條件，如坡陡流短、含沙量高，且流量豐枯懸殊、河川地高度利用。近百年來，先民為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投資龐大經費人力，方能將洪災損失降到最低；看看蘇迪勒颱風造成淡水河下游暴漲，多虧有防洪牆、抽水站，才能保住許多人生命財產安全。但政府做得好，是理所當然，沒有人為淡水河系的防災說「讚」，更糟糕的是，一些學者、環保人士看到國外美麗的河川環境，就要求政府比照，要拆除堤防、還地於河，卻未設想台灣的都市都是建立在沖積平原上，台北盆地過去就是「台北湖」、彰雲平原乃是濁水溪南北擺盪形成，若無堤防保護約束，洪流萬馬奔騰、四處亂竄，民眾如何安居樂業？近年環保風起，維護河川生態、復育自然環境，堤防、護岸工程也紛紛改回土堤、砌石、蛇籠，雖較美觀環保；但不可諱言，除非用地夠多、堤防斷面夠大，否則潰堤機率是增加的。都市地區寸土寸金，考慮社會、經濟可行性，有時，醜陋的鋼筋混凝土防洪牆，是無奈的較佳選擇。河川，是大地的臍帶。早期，政府民眾都把河川當成排水溝或垃圾場，我們也因此付出慘痛代價，後來須耗費巨資清除河床下的垃圾；中期，對於河川只重視防洪與水資源利用；近年則偏重於河川環境營造、復育河川生態功能。不管情勢如何演變，水，是必要的資源，要思考如何留住、保持清潔以供利用；但太多水也是災禍，危及生命財產安全，人類能夠著力的，是利用經濟手段來達成彼此的平衡。從二○○六年開始，台灣比照世界河川日也有「台灣河川日」，當時考慮世界環境日（六月五日）及水利節（六月六日），暫定的河川日是六月六日，最近幾年則與世界接軌，轉移至九月辦理。河川日在哪一天並不重要，但中秋節欣賞月色之餘，或許民眾也該想想如何愛護我們的河川。

賴清德黃暐瀚

資深媒體人黃暐瀚今天（4日）引用日本戰國時期羽柴秀吉的「中國大返還」歷史事件以及動漫《灌籃高手》（SLAM DUNK）情節，勸告民進黨認清目標，認為應該就新民調的結果，分析情報，迅速變陣，全力達成「核心目標」。

黃暐瀚用日本天正10年（1582年）6月2日，織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遇害；僅一天後，遠在中國地方討伐毛利氏的羽柴秀吉獲悉關鍵情報，果斷結束與毛利的戰爭，議和撤退，以急行軍方式率軍回撤194公里，僅用6天時間便在山崎之戰（天王山之戰）擊敗叛將明智光秀，奠定其成為日本新霸主基礎的「中國大返還」歷史事件為例。指出羽柴秀吉在面對討伐毛利與回師誅殺叛徒的抉擇時，毫不猶豫選擇後者，因為討伐叛徒才是其「核心利益」。

賴清德總統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上稱「獨裁者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情形下，為了確保來台灣統治，犯下滔天罪行」。台北市議員柳采葳今指出，二二八是台灣社會的歷史悲劇，總統不應錯置歷史成全網最大側翼。

柳采葳表示，昨天是二二八事件78周年紀念日，社會各界均以誠實、謹慎的態度，共同面對這段曾經的執政者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撕裂，過去這些年，無論是誰執政，都在轉型正義的路上投注心血，為的就是能正視立此真相、弭平傷痛，並團結前進。柳采葳說，無奈賴清德總統在公開發言中，仍將二二八事作為政治提款機，除了批評蔣介石犯下滔天罪行外，不見政府還原真相或弭平傷痛的努力，何況，二二八發生當時，國軍仍積極剿滅延安共軍，並沒有節節敗退，執政者以錯誤的歷史時序誤導輿論風向，並不是面對歷史的傷痛的良方。

她說，賴總統問「受害真相為何仍然不明」，我們也很困惑，執政九年的民進黨政府，為何不能在這麼長的時間內還給被害者家屬真相？數日前，施明德先生的遺孀陳嘉君表示，他多年來曾向檔案局申請施明德有關檔案，但至今尚未取得完整檔案，永遠只能看到被塗銷的檔案。

柳采葳表示，賴清德總統應該負起國家元首的責任，繼續拿歷史悲劇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無法使台灣社會在世界變局中團結或前進，試著做全民的總統，而不僅是民進黨主席吧！柳采葳指出，民進黨執政進入第三個任期，如果不放下政治算計，誠實面對歷史，傾聽人民聲音，台灣社會永遠無法跨越歷史傷痕，真正和解。總統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和權力擁有者，應努力團結國人，讓朝野團結、和諧，讓社會能穿越傷痛、促進社會融合，而非持續挑起對立、創造仇恨、撕裂社會。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8周年紀念日，總統賴清德受邀出席中樞紀念儀式，致詞時他以「威權之於民主」的基礎出發，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不是族群衝突，而是陳儀部隊軍紀敗壞及獨裁者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情形下，為了確保來台灣統治，所以犯下滔天罪行」。成大電機系教授李忠憲對此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而國共內戰大敗則是1949年，兩者有明顯的時間落差，蔣介石當時確實面臨國共內戰，但1947年國民政府仍然掌控全中國，並非瀕臨崩潰。

李忠憲在臉書引述賴清德今日談話內容指出，賴清德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歸因於來自大陸的軍隊與台灣社會的生活文明落差，然而這種說法忽略了事件的複雜性。李忠憲說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涉及政治、經濟、社會與族群等多重因素，首先包括「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與貪腐」，二戰後，台灣的經濟體系受到國民政府錯誤管理影響，如惡性通貨膨脹、專賣制度、財政惡化等，導致民怨。李忠憲表示，當時國民政府的行政失能與壓迫，對台灣社會採取壓榨式治理，官員貪污、法紀不彰，造成社會不滿。再者，戰後台灣人的期望與國府政策落差極大，導致菁英階層與政府對立。李忠憲接著指出，雖然不能單純將228事件歸結為「族群衝突」，但當時確實存在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日本遺民等多種群體之間的矛盾，事件發展過程，不同群體之間的摩擦加劇，最終演變為大規模鎮壓。

針對賴清德描述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社會為，「夜不閉戶，腳踏車不必鎖，雞鴨養在門口」。李忠憲提出疑問表示，如果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單純歸因於「來自中國軍隊素質低落」，如果台灣社會真的如此穩定，為何會因為少數軍人偷搶就引發全島暴動？為何台灣各地幾乎同步爆發對國民政府的抗議，而非僅是對軍人的治安問題？

李忠憲認為賴清德今日談話最離譜的一點，就是賴清德說：「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情形下，為了確保來台灣統治，所以犯下滔天罪行。」李忠憲說整起事件的鎮壓主因，是國府認為台灣發生「叛亂」，而非蔣介石擔憂失去整個中國後才鎮壓台灣。

南市的登革熱疫情失控是蘇迪勒害的嗎？當然是！不過這不是蘇迪勒天災害的，而是天災引發的人禍害的。台南市的登革熱在五月就已經蠢蠢欲動了，病例不斷增加，但最重要的孳清工作基層漫不經心，由當時開出的罰單寥寥無幾就可見一斑。當初預測就認為這大概是四年一次的輪迴，當時台南市防疫單位不能說是沒有警覺性，只是沒有好好研判疫情趨勢，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仍淡定以平常心看待。對可能到來的疫情沒有加碼對待，這是對監測數據的麻木不仁，極可能是地方政府太過驕傲自信所致。八月初的蘇迪勒颱風正好是一面照妖鏡，在台灣創造出一大堆的水窪子，這些水窪子在北部頂多有礙觀瞻，老百姓罵兩句；在比台南更南的高雄，只要環境清理快，也沒問題。但是在台南就出了大問題，因為原本就有足夠的帶原埃及斑蚊，蘇迪勒幫它建了一堆水窪子國宅，於是大伙爭相著床。加上台南市蘇迪勒之後環境清理牛步，讓四處生蛋的埃及斑蚊有足夠時間孵化，登革熱就這麼四處點火散開了。所以，蘇迪勒是不是台南市登革熱失控的元凶？台南市確實是在蘇迪勒之後登革熱才大爆發，但是如果沒有已存在的人謀不臧，蘇迪勒就會像對待高雄一樣，稍微增加一點病例，不至於失控。到了台南市，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下，蘇迪勒之後一個月才是疫情在台南市四處點火的關鍵期。所以蘇迪勒颱風並不是台南市登革熱疫情失控的原因，因為同樣的蘇迪勒颱風，高雄市沒失控。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蘇迪勒事件造成台南市疫情失控，要有蘇迪勒颱風及一個驕傲又失去警覺心的地方政府，才有可能成就如此的失控疫情。登革熱是南部縣市政府施政良窳指標，它完全要靠基本功的建立才能有效，浮華作秀型施政是沒有用的。近年來公共衛生很流行到處開記者會辦活動，大家都沉溺於活動光芒中，此時基層卻悄悄在腐爛。二○○九年的新型流感疫苗施打事件及台南市的登革熱大爆發，都代表我們公共衛生的根已經爛了。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應該挽起袖子扎實走入社區、走向民眾，高調無濟於事。設想如果台南市每個區級的衛生所，都能孜孜不倦教育到每位居民如何處理周邊環境，登革熱或許會境外移入，或許會來很多颱風，但只要民眾有公德心在一周內就將積水清理乾淨，怎還會有疫情爆發呢？所以基層才是王道。



台南市是6都中唯一沒有補助老人健保的城市，國民黨台南市議員洪玉鳳8日質詢時，批評市府寧願可每年花費好幾千萬元替市長賴清德打廣告，卻以沒錢為由不願落實對老人照顧，沒資格說是幸福城市。社會局長劉淑惠認為，如果全額補助每年需21億元，可以做好多事。
洪玉鳳表示，台南市社福落後其他縣市，已有執政黨議員說出良心話，要求社會局全面檢討別縣市有，台南市卻沒有的社會福利。尤其，台南市是6都中唯一沒有補助老人健保的城市，除了高雄市部分補助外，其他都是全額補助，近年來不少議員都要求市府跟上其他5都的腳步，但卻全遭市府以沒錢為由打回票。

劉淑惠說，全市65歲以上老人有24萬人，如果比照身障者全額補助健保費，市府每年需支出高達21億元。她認為，每個月700多元的健保費，對每位老人家應該不算多，但這筆錢市府卻可以做很多事。
不過，洪玉鳳強調，其實市府對老人健保補助，比假牙補助還實惠；因為一般的老人家早已有假牙，市府再幫他們裝假牙，只能放在抽屜備用，老人家感受不到實質的照顧。但有很多老人家因繳不出健保費被鎖卡，市府卻一直對外強調沒錢補助老人健保費，寧可每年花好幾千萬元替市長賴清德打廣告，實在讓人無法接受，也對這些老人家不公平。(中國時報)
      

寵政治人物 就是製造低能首長

2015-09-12 02:24:54 聯合報 賽夏客／國小校長（苗縣頭份）

最近學生演一齣戲，戲名是「做人難，做神更難」。如果讓賴清德市長看，一定感受特別深刻。因為登革熱疫情死命咬住台南地區，讓一向風度翩翩的賴神，民調下墜，之前被封為賴神，是幸？還是不幸呢？即便是封神吧，也不能寵幸，否則倒楣的是民眾。老百姓選出各級縣市首長，是要借助他的長才和智慧為民服務，不是像寵物用來疼惜的，也不是把他當神明一樣供奉。然而，台南市民一向寵幸著賴清德，現在連登革熱疫情攀升至無法控制的局面，市民都還不忍心苛責，養成他目中無人的傲慢態度，半年多不進議會，不接受議會監督質詢，遭監察院糾正還大言不慚要廢掉它，還威脅校長說：「校園有病媒蚊孳生源要記過處分。」等怪罪他人的舉動，引起反彈。苗栗縣債務搞到一輩子都難以翻身，何以至此？是縣民寵幸的結果，五次蟬聯五星級縣長的榮譽如何來的？縣民給予肯定與支持，完全聽不到反面的聲音；府會異常和諧，預算從未被擋，照單全收，這是怎樣的一個政治生態？若說基層礙於長官的官威不敢不從，那為人民發聲的民代，豈可沆瀣一氣，這除了利益分贓外，不是寵幸出來的結果嗎？孟子曾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說要成就一個擔當大責重任的幹才，一定要讓他在人生歷程中，忍受各種苦難，以磨練堅強不屈的意志與體魄。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不斷地用造神的方式，讓對方陶醉在「高人一等」的假象中而不自知。親子專家常說：「寵幸一個孩子，就是製造一個低能的人。」換言之，寵幸一個政治人物，不也是造就了一個低能的行政首長嗎？我們豈能繼續造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