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不該只有視覺反省

【聯合報╱社論】 2013.11.28 03:18 am

導演齊柏林高空鳥瞰福爾摩沙的作品「看見台灣」得獎並引起轟動，觀賞過的人，心動、感動之餘都想化為行動。企業、民間有心人紛紛斥資包場，想擴大這部片子傳遞的愛台灣訊息，各級政府以此為環境教育的教材，行政院長江宜樺更指示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片子裡破毀台灣「教導的功課」跨部會協商，限期改善。觀賞「看見台灣」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感動，源於大家對台灣山川人文的陌生。山地佔了島嶼面積的七成，但長期的山地管制，阻隔了人們與壯麗山巒的親近；雖自詡海洋國家，但戒嚴時期長期的海岸管制，雖為黑潮擁抱，卻無黑潮文明，始終只有地方產業開發的導向。民眾對山、海的美麗與哀愁，雖置身其中，卻有著難以言喻的距離，愛護卻未能付諸行動，關心也始終慢半拍。高處著眼，小處著手，江揆的作法應予肯定，但台灣的國土破壞、不當開發及汙染問題絕不僅止片中鳥瞰呈現的部分，山林、都會等鳥瞰未及的藏汙納垢，官商沆瀣助長不法恐危害更大。救台灣必須治本，儘速完成國土計畫法立法並展開國土普查，全面關懷、環環落實才是正道。現行國土計畫體系中，從上而下，分別有「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後才是執行面的縣市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利用等。但最上位的國土計畫沒有法源，由上至下的各項管制即留下許多人為操作的空間；這正是長久以來高談永續卻無法推動的關鍵。從《國土復育條例》到《國土計畫法》，近二十年的立法院進進出出，至今仍置之冷凍庫，關鍵原因是對原住民生活所在的山林定位，不管是劃設自治區，或者是設定中央山脈主軸區的想法，都難達成共識。其實，原住民對山林的保育角色若無法確認，國土計畫法即不啻奢談。原住民與山林是一體的，瞭解山林，山在人在，山亡人亡，就保育的角度來看，永遠是第一線的尖兵；因此，無須平地人在辦公室為原住民設想該怎麼生活，原住民敬山、惜山，對山林資源自有一套生生不息的永續道理。曾有一位致力推動原住民山林定位的首長灰心辭官，他直言，「對山林，原住民是以祖靈地的虔誠守護，比誰都愛惜山林。」認為現下各部會指導的引進高山農業、高山觀光……等政策，才是破壞台灣百分之七十山區的關鍵，「原住民山、人一體，這必須給予尊重；將相關預算的尾數用來聘用原住民為巡山員、高山守護者，山區一定比平地人的規劃健康且永續。」因為原住民在國土計畫的定位遲遲無法獲得合理的認可，導致國土計畫法形同遭立法院冷凍，因而之後的國土全面普查計畫也無法推動。賀伯颱風以迄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的連番天災帶來的慘痛教訓，雖使國人驚覺須改進與大自然相處之道，但政策上始終缺乏一套國土永續與管制開發規劃。江揆「看見台灣」之後的警惕，必須落實為開發導向山、海政策的改變，例如為了衝觀光，明明不該開路、不應容許大型遊覽車上山的區域，仍然拍板放行；農業上山的冷氣房政策，夾帶平地人的資金挺進，原住民雖知道這些均屬不宜，卻無能阻擋。國土是一體的，台灣是島嶼生態系，從山川源頭以迄出海口，即便只為防災，也必須有通盤計畫。如今，國土計畫、國土普查推不動的情況下，沒有上下游環環相扣的國土永續規劃，僅剩一個個下位的分區開發計畫，讓政商穿梭其間得以有染指獲利的空間，美好河山如何維護？尤其，行政院會剛又通過六百億治水特別預算，若水系從源頭到出海口仍是被分割處理，不肯停止錯誤，怎可能會有效果？「看見台灣」是從空中鳥瞰，若是「顯微台灣」近距離的放大，看到各地破碎、失序環節，恐將令人不忍卒睹。江揆的感動是面對問題的深自反省，但處理問題必須治本、斷根，否則專案小組僅就「看見台灣」作了回報，開會討論後卻無法持之以恆地追蹤關注，對後續病變、惡化開不出對症下藥之方，那豈不是「觀影治國」？

王健壯

王健壯／吳乙峰拍秋香

【聯合報╱王健壯】 2013.11.10 01:43 am

三個不同時空的人，其中一個美國人，兩個台灣人，卻意外聯手寫下了一個故事，一個讓人性發出一點微光的故事。 瑪喜樂從加州來台灣那年，一九五九年，她已四十五歲。在彰化二林小鎮上，她經常看見許多在泥地上用四肢爬行的孩子，那是小兒麻痺症在台灣大流行後留下的悲慘印記；每次目睹這樣的景象，她都下決心要做些什麼。五年後，她創辦了一所名叫喜樂的保育院，專門收容醫治小兒麻痺孩童。 沈秋香是一九七一年住進喜樂保育院的，當年她十歲。從三歲感染病毒後，她祇會在地上爬著走，外婆叫她「無腳的」；偶爾爬到家門外，其他小孩卻踢她、嘲笑她、避她如瘟疫。但在瑪喜樂保育院，經過多次手術後，卻讓她穿著支架、撐著拐杖站了起來。三十歲和馬來西亞華僑莊如明結婚後，沈秋香也下決心要在異國土地做些什麼。他們夫婦經常在檳城與吉隆坡的大街小巷，尋找和她一樣的身障者，邀請他們加入她創辦的「雙福身障協會」；這個協會被人稱為「馬來西亞的伊甸」，形容她與劉俠的「伊甸」一脈相承。 吳乙峰比沈秋香年長一歲。在拍完「生命」那部紀錄片後，就像許多經歷那場災難的倖存者一樣，他自己也墜入了生命黑暗期，憂鬱失志像患了心靈的小兒麻痺症。最後是宗教像拐杖與支架一樣，讓他重新站了起來。他從已當了牧師的昔日拍片伙伴那裡，聽了沈秋香的故事後，就下決心要做些什麼。後來他花了三年時間到處跟拍沈秋香，完成了「秋香」這部紀錄片。 拍紀錄片的導演跟作調查採訪的記者一樣，最困難的課題就是角色分際的拿捏。紀錄者既要與被紀錄者疏離，又要介入；既要冷靜進入被採訪者的腦子裡，又要熱情變成他們一分子，一冷一熱，忽遠忽近，俱是工夫。 跟「生命」比較，「秋香」雖是一部稍微冷也稍微遠一點的紀錄片，但跟「生命」一樣，「秋香」記錄的也是「在社會意義上很重要，在主流媒體上被忽略」的那些人的那些故事。他拍的每個故事都有苦難有淚水有怨有恨，但他拍的每個人也都像秋香一樣，最後都在生命的幽暗隧道中站了起來，並且讓自己化身為不滅的人間燈火，在每個角落持續發出隱約微光。 跟其他紀錄片導演相比，吳乙峰不但堅持老派價值觀，也奉行古典方法論。如同日本的小川紳介一樣，他拍片前會花很長時間祇做兩件事：田野與陪伴，瞭解他要敘述的那些人那些事。而且，他也相信「時間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素」，拍「生命」，他花了五年多時間；拍「秋香」，也花了三年多時間。當然，他更是「現場主義」的信徒，不但攝影機要在每個現場，他也盡可能從頭到尾站在攝影機後面，當紀錄者也當發問者。「秋香」從檳城、吉隆坡、柔佛，再到雲林、二林，吳乙峰從未缺席現場。 台灣這幾年拍攝紀錄片已蔚然成風，題材多樣，技巧也翻新。但吳乙峰卻仍然秉持最素樸的紀錄片精神，持續在拍苦難的故事、愛的故事。「秋香」在他紀錄片中雖是一個特定名字，但吳乙峰拍秋香所期待的，應該是讓秋香變成一個代名詞吧。 這個期待也許是個奢望，但在台灣此刻集體喪氣失志的社會氛圍中，奢望又何妨？身障的台灣，本來就需要更多的秋香站起來。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林義守

林義守感慨：地方刁難企業 耗掉發展機會

【經濟日報╱記者林政鋒／高雄報導】 2013.11.11 03:18 am

義聯集團董事長林義守今年72歲，數十年來商場風雲起伏都難不倒他，最近卻對地方政府的刁難感到恐懼與灰心，甚至不斷思考著要放棄還是要繼續。最後，總是因為想到下一代的未來，才苦撐下去。 義聯幹部說，最近一個案例是，向高雄市政府申請雜項執照，竟要求會同軍方意見，結果軍方回應這不關他們的事。「官員根本是無事找事。」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賴瑞隆指出，市府與義聯集團關係良好，過程是否有誤會待釐清，市府願開誠布公充分溝通。 林義守少年就從商，40多年前從台中隻身南下高雄創業，與官方打交道過程，常常能感受到政府對企業的關懷與鼓勵。但這幾年來情況完全不同，深深感受到基層公務員想方設法在找難題，找不到理由就用裁量權刁難。他很直接地說，這種情形「對我個人產生很大衝擊」。 林義守表示，每個人都知道民不與官鬥，他經常問自己，要放棄還是要繼續。回想起來，高雄很少企業在推動30年、50年的長期投資，加上「有一群人相信我、跟隨我」，思考到下一代的就業，只能咬牙苦撐下去。 林義守指出，現在的薪水比16年前低，16年來物價、科技、社會、兩岸關係都是天與地的差別，說台灣在退步並不為過，他很憂心下一代要怎麼辦，公務員刁難企業，同時也刁難了下一代的發展。 義聯高階主管說，以義大天悅飯店的爭議為例，集團一切依法申請建照施工，卻被認為不合法；若是不合法，就應該拆除，但政府也不拆，就一直虛耗下去，至今已浪費二、三年時間。 反觀義聯集團在大陸投資鎳鐵廠與不銹鋼上下游產業，被當地的行政首長列為重點輔導項目，經常到工地現場詢問有何問題需要協助，兩相對照，在台灣拚經濟的挫折感很重。 一般認為，高雄市長選舉時，林義守得罪市府團隊，才會導致與市府互動不融洽。賴瑞隆表示，市府支持企業的原則不會改變，義聯集團一些投資案傾力協助，彼此也合作許多活動，共同促進城市發展，未來期待能多溝通化解歧見，創造良性雙贏局面。

謝劍

中國西向 造福中亞

• 2013-11-07 01:29
• 中國時報
• 【謝劍】

    　當美國聯合日本，正在東亞以「再平衡」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時，北京頂住美日壓力之際，卻沒忽視西向發展。除了開發資源豐富的大西北，更把眼光投向西鄰哈薩克、吉爾吉斯、土庫曼。最近美國《大西洋》月刊刊出作者彼德森（A. Petersen）的長篇報告，以美國人立場，認為北京在中亞的外交出擊大展拳腳，有損美國利益。
    　自美軍撤出阿富汗，北約（NATO）諸國亦退出後，北京立即在中亞投資，從事諸如網路通訊和探勘油氣等建設工作，在外交上發生正面影響力。習近平一連訪問土庫曼、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四國，簽下數十億美元買賣合同，反之美國總統歐巴馬從未踏足該區。對比強烈，當然也引起世界各地觀察家注意。其實北京的影響力在中亞早已存在，非習近平訪問後才發生。
    　事情可上溯2001年的「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當時除土庫曼，蘇聯解體後的中亞盟邦均曾參加，包括俄羅斯自身亦有不得不加入的苦衷，此舉可視為中國西向發展的開始。儘管「上合組織」在本區以外並非重要玩家，但俄羅斯的願意參與，等於接受了中國在中亞地區形成的一種平衡力量。
    　由於「上合組織」的成立，中國西部大省新疆就能以參與中亞事務為優先。「上合組織」關心的要務之一是「三反」，即反恐怖主義、反分離主義及反極端主義（主要指伊斯蘭教）。
    　美國出兵阿富汗之後，塔里班的暴力極端主義已「外流」中亞，因而有此「三反」的必要。特別是北京關切新疆境內的維吾爾族問題，從而與中亞諸國訂立雙邊條約，遣返維族恐怖分子，並在是區塔什干（Tashkent）成立「區域反恐結構中心」（RATS），蒐集可疑分子（特別是維族恐怖分子）的情報送回中國。「上合組織」諸國亦經常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防不測事件發生。
    　中國在該區決定性的經濟影響力，多少與其策略上新疆優先有關。「發展大西北」戰略，目的在經由經濟發展帶來安定，其效果已「溢出」到中亞，包括阿富汗在內。新疆重鎮烏魯木齊及喀什等，作為交通樞紐，有鐵道、公路乃至機場等擴展貿易，並將新疆製造之日用品運至中亞各地。此外，前蘇聯中亞各加盟國內部結構經已放鬆，大陸的國有企業如中國石油公司（CNPC）及中國道路與橋梁建設公司（CRBC）等都得跨境經營，這表示新疆的鄰居也跟著在改變。
    　這部分意味著：中國的開發大西北戰略對新疆鄰居也會帶來發展和安定，以減少伊斯蘭教極端份子可能對新疆境內人民形成危害。就因為中亞這些國家人口少，國家預算不大，易於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
    　這引來一連串問題，如在不留意間，這一發展何以竟使中國成了所謂的「中亞帝國」；前此習近平在該區的訪問只是執行早已擬定的計畫，為何竟未引起注意；這一系列的發展，何以竟讓中國扮演了決定該區未來數十年命運的角色。筆者認為西方人有前述看法並不令人奇怪，問題的癥結是否過於誇大了？
    　中國大陸西向中亞發展，帶給當地人民的畢竟是多方面的福利，這較國家恐怖主義者藉反恐為名，帶給阿富汗和伊拉克遍地血腥，死人無數，在人道立場上豈可相提並論！（作者為礁溪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孫立人

訪孫立人故居 英皇室畫師感動

【聯合報╱記者喻文玟／台中報導】 2013.11.07 03:51 am

英國皇家肖像畫師協會前主席斐士廷，到台中市參訪孫立人故居。 圖／陳姓讀者提供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御用畫師、英國皇家肖像畫師協會前主席斐士廷（Andrew Festing），昨天到台中市參訪孫立人故居。他的父親在二次大戰時是英國駐緬甸的皇家陸軍，在仁安羌戰役時曾遭日軍圍困，被孫立人將軍部營救，他這次來台灣，特地造訪表達感謝。 斐士廷今年72歲，原本在蘇富比國際拍賣公司擔任主管，40歲那年決心轉任全職畫家，名氣愈來愈大，英國皇室延攬他進入宮廷作畫，他最廣為人知的，是目前仍掛在皇宮裡的女王著白御袍全身大幅立像，以及英鎊面值78便士郵票上的女王頭像。 斐士廷說，他的父親是英皇家陸軍第36步兵師師長，隸屬史林元帥軍團，擔任其副手，一起率兵進入緬甸北部，和孫立人將軍的部隊、美軍聯合抗日，1942年的仁安羌戰役時，被日軍圍困，孫立人將軍率軍隊馳援，因此才獲救，對我國一直有好感，也曾獲我國頒贈「雲麾勳章」，表揚中英合作。 從小斐士廷聽父親說這些軍旅故事，一直對二次大戰的歷史很有興趣，他說，「到台灣之前不知道台中還保留孫立人將軍的故居，能親自看看這些歷史，非常感動」，昨天參觀2個多小時，細心聽解說，看老照片、影片，「彷彿又進入時光隧道」。 外交部禮賓司指出，孫立人將軍故居的行程，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斐士廷相當驚喜，也很有興趣。 【2013/11/07 聯合報】@ http://udn.com/

戚嘉林

中華文化是殖民文化？

• 2013-10-17 01:37
• 中國時報
• 【戚嘉林】

    　島內統獨激化，犧牲三千萬人贏得的台灣光復已逐漸淡出台灣人記憶，一年一度的台灣光復節將屆，分離主義論者假擬「原住民主體」將本土文化無限上綱神格化，將中國文化打成「殖民文化」，在文化核心要素的文學方面，以是否具有台灣意識為檢驗是否為台灣文學的唯一標準。
    　彭瑞金稱：「只要在作品裏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植根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因之有些作家並非出生於這塊地域上，或者是因故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只要他們的作品裏和這塊土地建立存亡與共的共識，他的喜怒哀樂緊繫這塊土地的震動旋律，我們便可將之納入『台灣文學』的陣營；反之，有人生於斯、長於斯，在意識上並不認同這塊土地，並不關愛這裏的人民，自行隔絕於這塊土地人民的生息之外，即使台灣文學具有最朗廓的胸懷也包容不了他」。
    　但是回顧台灣日據初期歷史，尤其是1895年的乙未之變，台灣忠義之士，浴血抗日，九死一生，隱姓埋名，賦詩以記巨變滄桑。許多台灣文士泛藉詩歌表達割台亡國的悲歌、表達對亡國之民顛沛流離苦難的關懷。
    　斯時，「台灣文學」無論是文言詩詞之古典文學，抑或白話文之新文學，其主要內涵都是國仇家恨，眷懷故國，傷時感世，憂國憂民，體現對祖國的至深認同。例如，《臺海思慟錄》作者思痛子云「蓋生於臺，長於臺，身受臺之創鉅痛深，親見臺之同遭蹂躪而痛定思痛也」。《瀛海偕亡記》作者洪棄生身居棄地台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滄海遺民賸稿》作者王松亦以「滄海遺民」自居，認同故國中國。
    　日據中期，即使台灣被日本殖民了20、30年，台灣人仍視中國為祖國，視「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1923年，黃呈聰不但明言「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並稱「若就文化而論，中國是母我們是子」。
    　1925年，倡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張我軍就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至於斯時台灣的新舊文學論爭，連日本學者河原功也視該爭論「是要保持和繼承中國文化，啟蒙台灣文化」。
    　整個日據時期，在昔日大清漢文教化的深遠影響下，中國詩詞與古典文學曾維繫著台灣同胞對祖國的認同。是時，日本當局欲藉詩社籠絡台灣仕紳菁英，仕紳則藉詩社活動以保存漢文化，故詩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台灣著名客家作家吳濁流稱「當時的文士們，雖然對於擊缽聯吟心存鄙視，但是在異族鐵蹄下想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不得不提倡詩社聯吟，借以鼓吹青年學子學習祖國文化，其用心之良苦，真可以說是『無淚可揮惟說詩』」。
    　文學與國族認同息息相關，日本當局豈非不知，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台灣與中國大陸進入戰爭的敵對狀態。
    　此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已經40年，台灣社會仍然相當的中國化，台灣人在感性的認同上不但未視大陸為敵國，反而視大陸為祖國。因此，日本當局最終按捺不住，乃以激烈手段鋪天蓋地的對台灣同胞推行國族認同日本化的「皇民化運動」，其中之一的措施就是禁止台灣人以中文發表文學作品。
    　日本人尾崎秀樹就明言「（1937年以後）使用中文發表作品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文學作品只能用日文發表」。日據末期，日帝甚至以國家機器暴力脅迫舉辦「大東亞文學會議」，惟如今已風流雲散。（作者為大學教授）

黃光國

學術跟屁 經濟當然只能代工

• 2013-10-17 01:37
• 中國時報
• 10月30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研究的正直風範，來辯吧〉，公開向曾志朗院士（見圖，本報資料照片）叫陣，請他針對學術界對其研究結果的質疑，挺身出來為自己辯護。不料曾院士竟表示，公開回應會「降低自己的格調」，而不斷躲閃。
  曾院士的這種態度，不禁讓人懷疑：他不斷鼓吹「研究的正直風範」（research integrity）到底是指什麼？古典社會學大師韋伯在他的一篇名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曾經提出一個類似的概念：「知識的誠篤」（intellectual integrity）。他認為，一個學者唯有在體悟到生命有限的可能性，而又決定對這種可能性負責，他才會嚴肅地承擔自己的過去，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未來，並在當前的研究工作上，決定「何者為其上帝，何者為其魔鬼」。久而久之，他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必然能夠彰顯出他的「問題意識」，並呈現出「一致性」和「內在可理解性」，而突顯出他作為「學術實踐主體」的獨特風格。
  Integrity是個多義詞，曾院士刻意強調其「正直」面，而閃避學術界所強調的「誠篤」，倒很能反映出曾院士本人的「格調」。在各種分配學術資源的會議上，他經常端出一副「正直」的模樣，宣稱唯有用「核磁共振儀」，才能作出最先進的「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研究，然後再擺出「老頑童」的姿態，批評其他的心理學研究「不夠科學」，「本土心理學是偽科學」，「臨床心理學也是偽科學」。他當官期間，藉由這樣的兩面手法，促成多所頂尖大學購買貴重的「核磁共振儀」，然後在幾個大學吸收「樁腳」教授，負責訓練研究生，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大量發表「輕、薄、短、小」的研究論文。
  當然，「肥水不落外人田」，這樣搞出來的研究論文，必須依照資源共享的原則，「利益均沾」。以除了執行計畫的研究生及其指導教授，曾院士和其夫人一定要共同掛名。結果在過去10年之間，曾夫人洪蘭女士至少發表54篇以上的SCI期刊論文。每篇論文作者多則十餘人，少則4、5人，內容五花八門，涉及「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的各個層面，但沒有一篇由她擔任第一作者。
  對於曾氏夫婦而言，只要他們的「樁腳」團隊能夠善用fMRI，保持「量產」，滿足國科會評鑑計算「期刊衝擊指數」的「形式指標」，他們的一切作為就有了正當性；根本不必談什麼學術人格的「一致性」、或研究論文的「內在可理解性」。
  曾院士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督導國科會業務期間，儘管曾夫人沒有出版過任何有關「原住民科學教育」的論文，「正直」的曾夫人仍然「當仁不讓」，出任「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總計畫召集人，旗下有20、30個子計畫，每年耗用3000萬總經費。4年過去，她在這方面的論文出版記錄仍然掛零，可是國科會依舊每年核給她320萬元經費，而且一給就是4年。
  曾院士指導過的一位學生，針對曾氏夫婦1979年發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論文，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的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從此之後，這篇論文在心理學界便不斷引起爭議。然而，由於國科會和教育部審查只重形式指標，不管其實質內容；爭議性愈大，論文的「引用率」愈高，這對夫婦也愈是春風得意。
  最近有幾位心理學界同仁，在《中華心理學刊》上發表了一篇長達數十頁的論文，回顧多年來一系列的認知心理學實驗，檢討30幾年來的這項學術爭議，我因此在媒體上公開要求曾院士回應。曾院士對記者表示，他教過的那名清大教授無法驗證他34年前發表的實驗，因為「核磁共振造影技術問世後，透過先進儀器已證實我的理論正確。」
  用韋伯的話來說，現在曾院士心中唯一的「上帝」是「核磁共振儀」。在他的「上帝」 出現之後，學術社群所用的其他方法都變成了「魔鬼」，都不能向他的「上帝」挑戰，「正直」的曾院士也獲得了「救贖」。問題是：曾志朗取得「院士」資格前所作的研究，都沒有用到這套「先進儀器」。如果他為了獲得「救贖」，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不是連他的「院士」資格也應當一併否定掉？（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 【黃光國】

    　今年國慶日，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先生在《聯合報》「名人堂」專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台灣往何處去〉，該文很愷切地指出：「如果我們的經濟還是這樣悶下去、還是走卅年來的簡單代工老路線、還是不加強創新研發的能量、還是以『減稅嘉惠人民』去糊弄社會」，「那麼我們的經濟實力必將逐年流失，而後代子孫的政治選項也必然受到限縮」。
    　接著，朱主委又說：「在全球化時代，拚經濟幾乎必然是世界性的，現在韓越中印都相繼甦醒、大步向前」，「故台灣不只要做對、還得要做得比競爭國要好、要快，才可成功」。
    　朱主委說得一點都不錯。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台灣要想參與這場世界性的競爭，朱主委主管的國科會是不是也該採取一些更積極的行動？舉個例子說罷，今年10月8日，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上發表的1篇文章指出：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大老」，30幾年前在國外時，作了一項實驗，在《自然》上發表了1篇4頁的論文，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論文發表後，他便到處吹噓，宣稱《自然》的「衝擊指數」有多高多高，後來他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可是，他在國外指導過的1位學生，回到國內後，從各種不同角度，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但這位「大老」對學生的嚴肅質疑，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這位學界「大老」從事研究時，走的正是套用西方研究典範的「代工路線」。長久以來，諸如此類的「代工型」研究，國內真是多得不勝枚舉。然而，因為這位「大老」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所以有許多同行學者跟著耗用大量資源、時間和精力，從事後續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大老」的「重大發現」。可是，對於學術界同儕的質疑，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以前教過他「實驗設計」的一位資深教授因此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研究方向，對後續研究者造成的傷害，就算用兩倍以上的精力，都無法彌補」。
    　朱主委在文章中問道：每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當我們花了大比例的能量」在爭執內部議題時，「我們又何嘗有餘力跟上世界競爭的邏輯？」
    　這個質問鏗鏘有力。我想請教朱主委的是：當我們的學術界耗用「大比例的能量」，在套用西方研究典範，製造一堆「垃圾論文」時，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內耗」？如果我們的研究生訓練都採取這種模式，我們的經濟發展又如何可能跳脫「代工路線」？這位「大老」的學生、同事和老師都先後對他的「研究發現」提出質疑，這位「大老」卻置之不理，這算不算是研究倫理的問題？對於研究倫理的問題，國科會可以裝聾作啞嗎？
    　朱主委在其大作中，非常正確地指出：「個別人物的主觀期待或分析，頂多只是遊說人民的劇本」。台灣的政治領袖太在意「自己的政治劇本擴散給多少現在的選民」，而忽略了「未來世代的人民是否還有比現在更寬廣的政治選擇的實力」。
    　朱先生身為國科會主委，當然也是台灣主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在我看來，在建立「實質評鑑」制度，端正研究倫理，以提高台灣研發能量方面，國科會還有許多尚待著墨之處。朱主委不在這方面多用心，不思考如何鏟除「跟屁型」的「爛研究」，反倒在「簡單代工路線」的「悶經濟」上作文章，這是不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政治劇本」呢？這種「吃碗內，看碗外」的作法，能帶給台灣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民會因此而有「更寬廣的政治選擇實力」嗎？（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